疯长的工厂，瘦身的耕地

今年，温州下辖县级市瑞安市传来的一条消息震惊了浙江省高层：4月4日凌晨1点，瑞安市一位副市长带着几十台拉着沙石的工程车以及推土机来到陶山镇霞林村，突击填埋掉100亩水田，并用催泪弹驱赶试图阻止的村民。

“中央把土地管紧，地方官员就急得跳起来了。” 不久前，一位浙江经济学家受邀到瑞安给机关干部讲学，闻知这起事件后愤慨不已，“太出格了。”他告诉记者，在“18亿亩耕地红线”的高压之下，包括瑞安在内的温州地区，建设用地供求矛盾非常突出，特别是工业用地供地不足，严重挑战了“土地+资金=GDP”的传统发展模式。

数字显示，2003年以来，温州GDP增长速度连续排在浙江省最后几名，2003年倒数第一名，去年是倒数第二名。征地难和供地不足已经让温州执政者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2003年的一份政府报告如是记述：“我市的供地率在全省比较低，全市有近10万亩土地已征而未能供地。”

饥渴之下，200多人的霞林村总共100多亩耕地中被两家企业征去100亩水田，而当村民阻拦企业破坏耕地，副市长毅然亲自出马，试图打破“征而未能供地”的尴尬局面。只是事与愿违，此事被媒体曝光后，两家企业被迫停止施工。后来，村民们状告村委会“非法转让土地”被迫撤诉，他们便在覆上一层沙石的耕地边搭起简易房，日夜守卫——意在阻止企业进场施工。

撇开霞林村村委会是否“违法转让土地”这一纠纷不说，副市长亲自带人填埋耕地这一具体行动可以称之为“2007年之怪现象”，背后展现的深层矛盾不能不令人忧思。

不断缩减的耕地

“土地是这儿的稀缺资源，温州人均耕地仅有3分多一点。”在温州采访，记者不断从官员、企业家以及当地同行那里听到这个“著名论断”。工业用地日益增长和耕地保护政策的矛盾在温州“越来越尖锐”。

一个被广为引用的数字是，2002年瑞安一个县级市的用地指标只有1500亩(相当于15个霞林村的征地量)，而工业用地需求却达到1万多亩，市郊的地价高达每亩25万元，远远超过当时上海郊区及苏南地区的地价。

如今，温州城区的工业用地拍卖价高达200~250万元一亩，而且是“定向供应”。

眼下，温州市政府推行“企业大型化、产业重型化、资金外向化”新政，促使土地资源迅速向大企业集聚。譬如，“全国‘十大锁王’中的温州六巨头强强联合组建集团公司，温州市政府一下子批地200亩，其他企业都羡慕死了。”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介绍说。

被政府青睐的大企业还有，温州本土企业精良集团获得70亩优惠价格土地，温州籍商人邵联勤的服装企业上海斯尔丽获50亩优惠价格土地，“这就使得中小企业在温州失去了发展的机会”。

周德文号称“温州最忙的人”，现在几乎每个月都有中小企业找上门来，请他帮忙找政府批地，但是“能帮忙拿到地的微乎其微”。

企业主们抱怨发展无空间，而“土地瓶颈”则是温州执政者的口头禅。

最近几年，温州每年的建设用地规模在1.7万亩左右，依此规模，21世纪的头10年需占用耕地面积在22万亩至27万亩之间。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2000年时温州全市耕地面积不过253.2万亩，10年间将近1/10的耕地被占用。此前，从1978年到1995年，耕地净减40.96万亩，年均减少2.41万亩。

整个1990年代的10年，温州工业化和城市化齐头并进，市中心鹿城区和龙湾区的耕地保护率仅为40.1%和52.9%，东南丘陵市郊牧野田园风光不再，取而代之的是“中国笔都”、“中国印刷城”、“中国鞋都”等工业厂房。

“经济猛兽”困在土地的笼子里

消逝的耕地背后是一个经济增长奇迹，也是一个城市化大跃进的样本。

1984年4月，时任温州苍南县钱库镇委书记的陈定模毛遂自荐到一个名叫龙港的地方当首任镇委书记，当时他面对的是一片荒凉的港湾和5个冷落的小渔村。这个镇委书记好胆子，他发动农民造城——谁愿意出3万元人民币，谁就可以进龙港镇建新屋，就可以有一个龙港镇户口。结果，短短10天内，就有2700家专业户申请落户，“家家办工厂，户户闻机声”，掀起农村工业化的浪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