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后，当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来到龙港镇考察，龙港镇已经是闻名全国的“中国第一农民城”，在费孝通的笔下，我们得知，建镇之初的龙港镇“路不平，灯不明，水不清”，人均收入307元，但到1994年全镇面积已经从7平方公里扩展到58平方公里，纵横街道54条。

“现在每年创造10亿元以上的工业产值的龙港人，要把‘第一农民城’变为‘农民第一城’，这个词序的改变，预示着中国农民在国家城市化进程中的更大作为。”当年费老判断说。如今，龙港镇已经发展成一个23万人口、年产值近100亿的现代化城镇。

可以说，龙港浓缩了“温州模式”的基本特征。起步于家庭工业和个体经济的温州正是通过发展“小商品，大市场”式“小狗经济”，一跃成为中国重要的轻工业生产基地，温州甚至一度定位为“国际性轻工城”。然而，小工厂林立的温州，“成也轻工业，败也轻工业”。

温州的产业基本上集中在服装、皮鞋、箱包、打火机等劳动密集型、低加工度的制造业结构上，“低小散，依靠规模取胜”的轻工业在21世纪初遭遇了土地瓶颈，2003年以来温州GDP增速下滑，2004年上任的温州市委书记王建满诊断出三大症状：一是产业发展难以为继，二是要素难以为继，三是环境承载难以为继。在这个“七山二水一分田”的城市，所谓“要素难以为继”，其实就是土地资源匮乏，供地不足。

“企业发展非常困难，工厂急需扩大规模，但是根本拿不到地。”温州市瓯海区民企老板康和平(化名)近一年来一直愁眉苦脸，手中的制造企业急速膨胀，年产值已经超过2亿，但厂房依然挤在2亩多的地里。他甚至动用了区人大代表的特殊身份去“活动”，至今新厂房的用地仍未有下落。据说，连奥康集团这样的龙头企业也得不到土地供应。

企业规模大了(至2006年底，已有498家年产值过亿的民企，其中31家超过10亿)，“胃口”也大了，每年省里下达的1万多亩用地指标犹如杯水车薪，成千上万家企业等着政府供地。

温州就像一只被困在笼中的“经济猛兽”，而这个笼子的名字叫“土地”。

2004年宏观调控后，“土地”更成为制约温州发展的最大“瓶颈”，目前温州市可用于建设的土地只有50余万亩左右，有人推算，10年就会全部用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