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主题词”取自于中国文联党组副书记、副主席覃志刚在“首届全国基层文联工作座谈会”上的谈话。他在接受采访谈到超女、红楼选秀时表示，如果选秀节目出于经济利益、或者为了某些人的个人追求而一味地炒作，“那就是愚弄群众、对社会不负责任”。（《信息时报》7月8日）

把覃志刚先生的这句话一字不差“复制”出来，是我深知其份量之重。如果往远处扯，“愚弄群众”应该是指“打着红旗反红旗”者干的勾当，如果往近处说，就是那些天天高喊反腐倡廉的腐败分子所为。反正一般人不敢“愚弄群众”，即使有这样的胆量也没有这样的资格。不过，我相信覃先生不是信口雌黄，作为中国文化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他最明白谁有这样的本事。

选秀当然没有社会责任感，所以单纯说选秀“对社会不负责任”无疑是句正确的废话。近年来，以“超女”、“红楼梦中人”为标志的电视节目大行其道，说到底是利益的驱动。以“超女”为例，其总决选的广告达到了每15秒11.25万元的天价，上千万条短信创造了“拇指经济”。在如此巨大的利益驱使下，尽管许多文化官员成见颇深，也毫不影响节目的正常进行。恰恰相反，如火如荼的选秀节目使官员的批评越来越趋于“炒作化”，就像越骂越火的明星，官员的每一次批评都能给“选秀”烈火烹油之感。

没有理由怀疑这些官员是为选秀活动炒作，只是觉得这样的说法有张冠李戴之嫌。首先，批评选秀节“出于经济利益、或者为了某些人的个人追求而一味地炒作”不十分恰当，在以经济为中心的社会形态中，所有行为都不过是种牟利的手段，如果不是出于经济利益去选秀，那才值得怀疑。其次，既然承认“选秀”是经济行为，就没有必要苛责其思想意识和社会责任。何况，在经济利益高于一切的现实面前，没有社会责任的当然不只是选秀节目。全国政协常委刘忠德曾经质疑“超女”活动的合法性，我自然也有追问的权力，“选秀”既然是违规操作，怎么会愈演愈烈？如果没有上级主管部门的认可，电视台又怎敢如此“愚弄群众”？

有人撰文说“当今的电视节目格如此调低下，已经成为流俗领跑者”。但是那个“如此”恐怕远不及这个“如此”。我们的文化官员哪曾料到，天天喊着“与宣传方针保持一致”的地方传媒机构会这样阳奉阴违？更不会想到，大部分老百姓竟然不给他们面子，每次批评选秀节目都会引来无数的板砖和口水，甚至连主流媒体都对他们的言论指责有加，使“选秀”的反对者成了大众文化的反面教员。

我知道，像覃志刚这样敢于说真话的人，一般不会恶毒猜测别人是否在拿他当噱头炒作，也很难体察民间受众的心思。但是，在强调个性解放的时代，要求娱乐节目有社会责任感，实在太书生气。别说你是社团机构的负责人，就是行政领导文件也不能左右人们的喜好。再说，在一个物欲横流的时代，放着大把的钱不要，去担当什么社会责任，那是只有书呆子才干出来的傻事。覃副主席当然不是书呆子，起码他明白选秀的背后是经济利益的推动，之所以他的言论遭到质疑，无非是这种说法缺乏严谨的科学论据。

相当长一个时期以来，强调经济发展是各地政府施政的主导思想之一。片面追求经济利益，却忽略了“人类以精神而存在”的基本常识，直接导致了浮华的社会心态泛滥。在这样的情形下，人们迫切希望寻找一个与时代相匹配的心灵寄存空间，于是“娱乐致死”便成一个时代的符号。其实，这样的道理没有人不懂，关键是有人偏偏揣着明白装糊涂，刻意回避主导因素，而把所有的过错推到一些无关紧要的事体上。

当然，时下少数舆论机构贪财失节，沦为流俗传播工具的不在少数，但是一味指责选秀节目愚弄了群众似乎有点荒唐。与选秀节目相对应，我自然想到更多的严肃节目和新闻报道。为什么那么多对社会“负责任”的节目人们都不感兴趣呢？还不是因为许多媒体报喜不报忧，只歌功颂德不关注民生吗？看看我们的某些主流媒体，什么时候都是一片大好，连山西黑砖窑那样的事件都能读出“领导冒着炎炎烈日，不辞劳苦前去视察”来。而这样的事例长期存在并屡见不鲜，造成了人们的抵触心理日益严重，了解真相都要从新闻的反面去品读。像“文革”中的“山河一片红”，像“大跃进”中的“亩产万斤粮”，这样报道又岂止是愚弄群众，说他们为虎作伥也毫不过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