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那些没有入围采购的企业，开始调整思路，纷纷成立“外购药小组”，以高额的回扣及各种诱惑引导医生手中的笔指向他们的药。

　　限制医药代表是斩断“外购药”背后利益链的关键

　　打击“外购药”的难度，在于对“外购”的定义以及对相关责任的认定。

　　记者调查时发现，在大多数医院目前实行“医药不分家”的背景下，一些患者的确存在着外购药品的需求。外面的药更好或者比医院卖得便宜，为什么偏要在医院里买呢？

　　医生推荐患者到院外买药，经常会以照顾患者的需求为理由。通常，只有医生被发现通过介绍患者院外购药获利，才会被认定为参与“外购药”。

　　对于珠江医院“外购药”问题，医院认为“外购药”是医生个人行为，错在他们自己，医院最多也就应该负管理责任；医生个人的“外购药”行为同样损害了医院的经济利益。

　　在接受采访时，多数医院认为，除了对医生进行教育、加大查处力度外，很难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

　　记者采访时发现，“外购药”实际上是现行药品流通体制的一个产物，它的产生与“医药代表”息息相关。当医药代表的药进入了医院药房，他们会想方设法让医生多开；当他们的药没能进入医院药房，他们又会绞尽脑汁让医生劝病人到他们那里“外购”。

　　专家建议，如果能够限制甚至取消“医药代表”，药品回扣、“外购药”等诸多问题就有希望解决。广东省人大代表朱列玉认为，取消“医药代表”，最直接的方法是“医药分家”，病人凭处方可在各个药店买药，这样将没有“医药代表”活动空间。

　　何键则认为，对医药代表最关键的环节，其实在于核实医生开出的每一笔药的具体数目。每个月，医药代表都要花钱请相关信息主管人员把每一个产品详细电脑清单打出来，包括谁开的药、数量多少。如果监管部门能够对这些电脑信息进行严格监管，不让这些信息外流，医药代表们将一筹莫展。另外，如果卫生主管部门能够促进处方在一定范围内流通，病人可选择在本院购药，也可选择在别的医院或药店购药，医药代表们也将因不能完整统计用药信息，而失去对医生开药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