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贴息贷款的吸引力

　　在当地的某些官员眼中，扶贫性质的小额贷款是有着独特的吸引力的。“小额支农贷款是财政贴息的，比常规的农业贷款要低5%，而银行是要盈利的，那么这部分利息差就由财政来贴补，这也是国家体恤农民的实惠政策。”农行颍上县支行副行长姚群如此解释。总体指标大，又是低息贷款，有权的部门动了一番脑筋能拿到，之后就用这笔钱做事情。

　　农民贫困，国家贴息贷款，但农民不知道：不知道政策，不知道程序，不懂关于法律法规的细节，这就给“挂名贷款”留下了充分的空间。

　　孟献龙在赴南方打工之前，把2004年马店村的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留给了村民，并把自己的一份复印件留下，在上面写了证明：“我村153户扶贫贷款群众没用，全部由八里河镇用完。证明人孟献龙2006年4月8号。”

　　事情过去了近8年，当年贷款的乡镇官员也有变化。在汤店镇一次全乡大会上，镇党委书记王心强对台下的村民说，当年汤海、五岔村是用你们的名贷了430万，我们镇政府用了，你们可以去告。

　　如今参加过那次大会的村民，对书记的这句话几乎都能记得。现场有的村民甚至偷偷用DV把这一幕拍了下来，一直留到现在。

　　1999年到底贷出了多少小额扶贫款？多少村镇参加？涉及多少户？这些只有发放的银行才心知肚明。而对于《民主与法制时报》提出的这些问题，作为颍上县支行副行长的姚群只是声称，那时银行还有些计划经济体制的味道，政府部门对农行的指导性尚存。但涉及到具体数额，他表示，要查档案才能知道。

　　“如果是采访，我就不能跟你说这些。”该行的信贷部经理郭亚军一脸严肃地表示。后来郭又说可以去查一下，40分钟后，他对记者说，因为有的档案还在乡下的营业所里，前几年几个乡下营业所撤并，档案集中到支行，但管档案的人出去了。最后他总结似的说：“不可能查到。”

　　八里河、汤店等乡镇农户给《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出示了当年的《颍上县小额贷款发放卡》和《中国农业银行农业贷款借款凭证》，村委会、乡政府、农业银行签的日期都是1999年9月22日。几百上千户的小额贷款，从村委会到镇政府再到农行，手续在同一天办理完毕。

　　“银行催款单”的全称是《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该通知书用手工填写，其中填写的贷款到期时间不一，从2000年12月18日到2004年8月1日都有，这些贷款“逾期”了不止一年。其贷款金额从2000元到4000元不等，期限大都是18个月。从银行催收表格的数额来看，自贷款开始，贷款人就从来没向银行偿付过一分本金。

　　小额支农贷款的漏洞

　　正如姚群所说，财政贴息是个热点的优惠，而国家提出这个热点针对的唯一对象就是贫困的农民。如果对象改变，那性质也就不同了。

　　“小额信贷交由农业银行运作，而农业银行商业化改革后对小额信贷不感兴趣，积极性不高。”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赵俊臣教授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农村经济问题的研究，他认为小额信贷的利率问题才是关键。

　　人们通常的看法是，贫困农户既不愿使用较高利率的贷款，也付不起较高利率；低利率甚至零利率则对贫困村民更有利。国内外小额信贷扶贫到户的实践证明，这种看法是很幼稚且站不住脚的。事实上，在中国不要说没有低利率和零利率的信贷供贫困农户使用，就是法定利率或高利率的商业银行贷款，也轮不到村民尤其是贫困农户使用。面对农村民间高利贷，贫困农户望眼欲穿地盼望着较高利率的、村民自己的小额信贷。这是因为，一方面，贷款的村民精心使用利率较高的小额信贷普遍产生了预期收益，付得起利息；另一方面，正是因为较高利率，才使非贫困户不愿意使用，才最终“轮”到一般村民和贫困者使用。毕竟，非贫困农户若要发展家庭生产经营，可以到国有商业银行或农村信用社去贷款。

　　赵俊臣表述说，贷款利率如果不高或者零利率，贫困社区中各类农户都会出来争夺这份“廉价午餐”，许多人有“不要白不要”、“白拣便宜”、“捞一把”、“搭便车”等思想，特别是那些强势人群、先富裕起来的人群，利用自己的地位与势力“霸占”这类贷款，一般的村民尤其是真正贫困农户往往难以沾边。这正是我国现有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多年来大量贷款到不了一般村民的体制原因，也是我国自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大规模扶贫以来，“真正的贫困农户难以得到贴息贷款”的深刻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