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工协会宣称，凡是加入该服务部的工人会员可获得法律支持。它的目标是，三年后在珠三角地区的每一个工业园和镇区都有服务部的分支，发展5万名会员。

在张志儒看来，劳工维权组织将对外来工与资方的矛盾起到纾解作用。但政府显然并不这么想。珠三角的劳工组织绝大多数接受了境外基金的资助，这也决定了政府对NGO的态度。“总觉得有人在不放心地看着我们。”张志儒说。

近年来NGO的境况还是有所好转。“帮助工人理性维权，他们的行动逐渐得到政府默认或许可，”一位NGO人士介绍说。

但在2006年，深圳市人大会议期间，深圳外来工协会与其他几家劳工机构联合发起一个万人签名活动，要求当地人大修改关于劳动仲裁收费的相关法律规定，他们积极与人大代表联系，尝试在体制内发出自己的声音。

但张志儒们没有在人大代表里那里找到代言人，他的深圳外来工协会的牌子被强行取下。

劳动部门的牌子也被愤怒的农民摘下来了。2006年12月26日，工人张百宁因不满其讨薪诉求被驳回，一怒之下将悬挂在深圳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所在大厦门口的深圳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招牌摘走；2007年2月5日，龙岗区劳动局招牌，再次被一群讨薪半年无果的工人摘走。

这些事情的发生足以让劳工维权组织的领头人们对企业工会的作用嗤之以鼻。“它的存在仅仅是某种宣传的需要。”刘开明说。在珠三角外来工领域，工会被称之为“聋子的耳朵”。

“劳工权益被大量侵犯，症结在于政府缺位，工会无为，”刘开明认为，在此背景下，民间劳工维权组织正起着“补缺”的作用。据介绍，刘所领导的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现已成为国内规模最大的劳工NGO，与黄庆南等劳工NGO不同，他们在寻求一种更为宽广的道路，“与外来工维权个案相比，劳工组织为工人建立一个表达自己利益的平台也许更有意义。在这里劳工可以平等地与老板对话、沟通，更有可能促使劳资双方达致双赢。”

在广东开平兴达公司，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与SAI8000认证机构在工厂中建立了“员工委员会”。作为工人与企业沟通的渠道，员工委员会不仅有效地提高了工厂管理效率，得到了工人的肯定和认同，还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兴达公司的员工委员会代表多次到其他工厂传播经验。

尽管对这一模式在珠三角地区能否全面推广，政府还一言未发，刘开明仍信心十足。他说，珠三角民间劳工NGO多年来的探索，为化解劳资冲突和维护社会稳定提供了有益参考，“对政府而言，理性面对并接纳民间创造，这是一种创新制度的开始。”

膨胀过快 良莠不齐

由于没有接受过专业的法律培训，劳工维权人员文化素质普遍不高

就在中国第一个劳工NGO的缔造者廖晓峰红得发紫的时候，媒体却对他倒戈一击。当地媒体的报道称，廖晓峰收了打工仔的钱却不办事。

之后，廖晓峰悄然出走，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廖晓峰和他的“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昙花一现，存在不到半年，化为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符号。

廖的悲剧在劳工NGO和维权人士之间不断重演。12月4日，在深圳宝安区沙井某小区住宅楼里，维权人士朱兴银大声说，“我要清剿公民代理里的害群之马，让他们永不得翻身。”

像朱这样的维权人士通常又被称为“公民代理”。华南地区每年数以万计的劳动争议诉讼产生了巨大的诉讼市场，而持证律师收费昂贵，外来工根本无法负担高昂的诉讼费用。朱兴银说，据他掌握的数字，在珠三角地区活跃的公民代理至少有2000人。

在中国现行法律程序下，一个劳动诉讼案件很难在一年内得到解决，一个劳动诉讼可能把一个工伤工人磨练成一个出色的劳工法律专家。

这位四川省大竹县的农民不时强调自己的低学历和高水平，他说，“我虽然小学毕业，但打劳动争议‘官司’的水平比有些专业律师还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