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每天找他打官司的人都在排队，他共代理了600多起“官司”，累计为农民工讨回工资、经济补偿金、工伤补助金等超过100万元，他自己每年收入不下20万元。

但更多的是混乱。今年三月，“公民代理”冯水清说只要2000元钱就可帮朱兴银搞定法官，赢得官司。朱兴银给了钱后，冯水清却消失了。

朱还在控告一名姓肖的女“公民代理”，在未办理营业执照的情况下，长期以他的劳动争议服务所名义招揽客人，并伪造了他的印章，诈骗钱财。

“公民代理都是居无定所，打一枪换个地方，经常有劳工被骗走血汗钱”，朱兴银说，这个队伍膨胀过快、永远良莠不齐。

“我不做事，每个月也可以拿到9000元的工资，”他目前是当地三家工厂的法律顾问，在上个月还买了一辆长安商务车。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帮劳工维权，也是他跟工厂维持关系，累积财富的筹码，他说，“对老板不能一棍子打死，他们死了，我们怎么活？”

深圳市宝安区劳动局副局长许进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由于没有接受过专业的法律培训，农民工职业维权人员文化素质普遍不高，一般都是“夫妻店”、“兄弟帮”，背景复杂，流动性强。个别职业维权人为达到赚钱目的，鼓动员工集体上访、堵路、纠缠法官，严重影响投资环境。

“即便劳工维权NGO也存在种种问题，”通过对华南地区NGO的常期观察，黄岩博士说，“大部分NGO的自我完善能力较弱，财务不明晰。”

NGO作为一个组织已经具备了任何组织的弊病，有学者已经指出，中国的NGO精英化情结很严重，这也与NGO发展过程中的个人背景和社会条件有关，NGO能够从社会吸纳的资源十分有限。

被政府“收编”？

深圳市总工会拟在各街道成立工会维权服务中心，公民代理将作为律师助理进行维权工作

今年1月9日，深圳市公安、司法、劳动、地税、工商、城管等八个部门联手，打击“黑律师”，其矛头直指活跃在当地的公民代理。黄庆南的打工者中心也被列为“黑律师窝点”。

从1996年周立太在珠三角地区开展第一起工伤诉讼，这种站在法律空白地带为外来工奔走呐喊的声音，一直不为政府部门接受。2001年12月，龙岗区司法局认定周立太长期在龙岗区非法执业，并责令他立即停止非法执业行为。一审败诉后，周立太不服，上诉至深圳中院，仍被维持原判。

对立紧张的态度，在今年3月份有所松动。这10年间，劳工NGO和“公民代理”作为珠三角地区一股民间重要力量，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和生存空间。尽管对于政府来说，这股力量可能会演化成一种不稳定的因素，政府更希望把劳资冲突牢牢控制在内部干预的范围之内，与政治稳定保持一致。

广东省总工会副主席孔祥鸿认为，不能将“公民代理人”这一职业维权群体等同于“黑律师”、“土律师”，他们是农民工的一部分，一味“打压”不是办法。与其把“公民代理人”职业维权群体推向对立面，不如采取一定程序把他们“收编”在工会等部门。

深圳总工会有关人士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承认，年初整顿黑律师行动，“是受到了误导，总工会并没有参加实质性的打击。”

10月19日，深圳市总工会召集张治儒等16个“公民代理”，聚于深圳西乡大南湘酒楼召开座谈会。“开会的主题是，工会想了解民间维权者的个人情况和维权技巧，向我们取经”，张志儒说。

深圳市总工会副主席王同信评价民间维权人士“做了很多政府应该做的事，推动了政府的工作，深圳在维护劳动者权益方面，在法制建设方面在一步一步地完善，深圳的公民代理是起了一定推动作用”。

会议透露，早在6月份，针对公民代理问题，深圳市成立了三个调研小组。在一项初步计划中，深圳市总工会拟在各街道成立工会维权服务中心，计划把“这帮人”纳入，初定60人的名额，让他们作为律师助理进行维权工作。并提醒“这帮人”，不准和境外媒体接触；不准接受资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