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警方侦查记录，1月29日上午，余有多次打电话给朱文学，催其将钱存入指定账户。余有说，自己一边在张洪林的指使下催款，另一边又不在断地劝说张洪林“不要再做了”，叫他快些回来，“再不回来我就把娃娃放了”。这一点得到了张洪林的证实。

仅有的20元送给孩子回家

一上午的矛盾与挣扎后，中午12点，余有下定决心把3个孩子放了。他说，这是因为自己良心发现，同时也害怕警察找上山来。本想自己亲自送他们回家，但怕被家长打，而且，他身上只剩下20元了。

他把孩子们叫过来，问年龄最大的杨广宏知不知道家住哪里、认不认识“昆阳”两个字。看着杨广宏在地上写下这两个字后，他把最后的20元给了孩子们，教他们一遍遍背熟了坐车的路线。

最后，身无分文的余有站在山上，目送3个孩子下到半公里多外的公路旁，拦下中巴车后，自己也下了山，走了3个多小时回家。

他又累又饿，一头倒在沙发上睡着了。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张洪林来了，责怪了他几句，又拉他去吃饭。余有说：“我不去，我再也不信你了。”张洪林只好自己走了。

又过了半个小时，警察来敲他的门，余有没有丝毫反抗。他以为，自己没有伤害孩子，也没有索要到钱财，只要交待清楚问题就没事了。

“善良绑匪”被判6年引争议

2007年5月24日，云南省呈贡县人民法院对张洪林、余有绑架案进行了开庭审理，并当庭宣判，以绑架罪判处余有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3万元；以绑架罪、合同诈骗罪，判处张洪林有期徒刑12年，决定执行11年，并处罚金6.5万元。

判决一出，评论四起。有网友质问：对余有的判决量刑太重，岂不是让绑匪没有了退路？

“我把娃娃放了，难道不是悔改吗？”

对于这个判决结果，余有虽不打算上诉，但他在心理上还是不能接受。“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伤害娃娃，反而一路上照顾他们，和他们一起玩。后来我良心发现，把身上仅有的20元也给了他们，自己走路回家，难道这不是悔改吗？”他说。

木讷的余有描述不出自己“良心发现”的心理转变过程，只是不断强调自己“对孩子们很好，孩子们对我也很好，我就想起了我自己的儿子。”

他说，孩子们刚上车时嘻笑的声音有点大，他曾威胁过“不许说话，再说就不送你们回家了”，这是他对他们说的唯一一句重话。除此之外，他和张洪林一直细心照顾孩子们，夜晚的山上很凉，两人不但把车里的暖气打开，余有还脱下外套盖在年龄较小的朱清和段霄身上。段霄爬到山上一所破房子的残壁上面走路，余有担心他摔下来，还一路跟在墙根保护着。

余有认为，他们与孩子们建立了一种很特殊的信任关系。他们曾经当着孩子的面给朱文学打电话要钱，孩子们应该已经知道自己受困，但他们似乎并不害怕。孩子们在山上玩时觉得口渴，余有就拿着空矿泉水瓶到山下去打水。20多分钟后他回来时，孩子们仍在原地玩得不亦乐乎。并且，在余有将饼干分给孩子们时，他们都拿出几片来让给他吃；临走前，3个孩子还依依不舍地说“叔叔再见”，并邀请他下次去家里玩。“这些都说明我们对他们很好。”

一名曾经参与了寻找孩子们的白云村村民证实，1月29日下午2点多，当村民们在离白云村三四公里外的公路旁找到3个孩子时，他们显然还是对刚刚摆脱的危险状况懵然无知——下了中巴车后，孩子们还各吃了一碗米线。事发至今几个月，虽然遭到家长训诫，但他们并未表现出后怕的情绪。

是走投无路还是法律意识淡薄？

然而，1月29日下午带队抓捕余有的呈贡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原大队长王云山不认为余有是“良心发现”：“在法庭上，余有为了争取表现、换取减刑，当然这么说。但我们认为，他当时察觉到朱家可能报了警，害怕被抓才放走人质。”

王云山说，余有平时游手好闲，家里有地也懒得种，常常做些偷鸡摸狗之类的事，派出所的民警都认识他。他曾经有过犯罪前科，是个“老油条”了，知道怎么对付警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