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正巧回到报社，有同事看我走进来，暗示我快点儿离开。可我一时没有弄清发生了什么事情，也没有理解同事的意思，照旧走进了总编办公室。

我进去时，看见为首的那个人捏着拐杖还在叫骂着，就大胆上前相劝：有什么事好说，不要发那么大火。当我手扶为首的那人的胳膊时，感到他胳膊里有一个硬梆梆的东西。心想这人可能是假臂，于是，劝他坐下说，没想到我扶他坐下时，无意中碰到他的腿，还是硬梆梆的，我猛然间意识到，这个人身上带着凶器。正在此时，那人把手里的拐杖一拔，抽出一把利剑，直指总编，再次吼道："再不把人交出来就把你们的报社给夷为平地！"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

在此期间有人报了警，但警察来之后发现双方都认识，相互寒暄了几句之后，警察丢下一句"你们自己处理吧"就离开了。这更助长了这帮人的气焰。

这时，一个胆大的男同事走过来拉着我的胳膊说："外面有你的长途电话，我找你半天了!"强行将我拉了出去。出来后，那个男同事才告诉了我真相。原来这伙人正是冲着我来的。《火气太大起祸端》文中的胡勇庆正是该为首者胡三海的女儿，胡三海声称文章诋毁了其女儿的形象，并偏向段方，要求讨回公道。男同事说完就把我连推带拽地带离了报社。

"你不同意下跪道歉，就是将整个报社推向绝路。"

后来连着几天，那些人都跑到报社要人。报社为了息事宁人，通过编委会决定，外部宣称开除我，内部留用，只是需要改用笔名。报社公告栏上很快贴出了开除我的通知。

然而，那帮人还是不肯放过我，不时地到报社来闹事。在这种情况下有人说，他们天天来闹，报警警察又不管，还不如找一个黑帮老大去谈判，把麻烦降到最低点，大事化小，息事宁人。没想到报社还真的采纳了这个想法。找了个道上的人去谈条件，谈判结果是对方要求我下跪道歉。

当报社副总编张则刚把这个谈判结果告诉我时，我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为了维护报社的安全我可以道歉，但下跪绝不可能。而张泽刚则强硬地跟我说："如果你不同意下跪道歉，你就是将整个报社推向绝路。这伙连警察都惹不起的家伙说得出做得出，假如他们将报社夷为平地，那么这么多人都得统统完蛋。"话说到这份上，我已经哑口无言，对于领导的失望让我痛心疾首。

2000年11月8日，下午2时30分左右，在张副总编的带领下，我们去了此前预订的兰州市中心广场东口"元祥大酒店"的一间客房。推开房门见到胡三海和手下已经等在那里。胡三海手一挥，手下的小卒都悄悄退下，顿时房间显得很安静，静得连手表的滴答声都听得见。胡三海手拄拐杖，翘起二郎腿，傲慢地等我下跪道歉，在进入房间有足足5分钟，我都僵持着不肯道歉，但在张副总编不停的示意下，我违心地走到黑帮老大面前，声音低得只有我自己才能听到……

然而，对方对我的道歉仍不满意，再次向报社提出一个无理的要求，要求报社按照他们的意思重写原报道。无奈之下报社领导答应了他们的条件。没几天，一个姓王（化名海涛）的记者就写出一篇《法律自会还公道》的报道刊登在报纸显眼的位置。而此事报社已经无法顾忌'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的形象了。

"拿好手中的笔，不要低头。"

为了不让父母家人担心，我没有告诉他们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但很想找个人说话，出出主意。这时，我想起了义母（作家，国家一级编剧钟文农），于是就轻描淡写地向她们夫妇叙述了自己做新闻报道惹了麻烦，报社让改用笔名的事情。夫妻俩除了安慰我之外，劝我多加小心。并给我起了笔名央金卓玛。他们鼓励我说做的没错，从此，我在《甘肃青年报》以卓玛的笔名继续发表文章。

义父张伟民是位老少数民族干部，他抚摸着我的肩膀说，只要你做的事情是维护正义的，我们支持你，拿好手中的笔，不要低头。用自己的良知做一个合格的新闻工作者，不要在社会上留下骂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