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审判结束后，人们对法庭的判决结果，尤其对死刑的投票情况进行了种种推测，得出了一些结论，就目前看，是没有过硬证据的。但一些客观的分析，特别是日本学者的一些实证推测，也有一定的道理，可能比较接近甚至合乎真实的投票结果。例如，有人对每位法官以往表现出的立尝法官所在国的法律特征、法庭判决后部分法官发表的不同意见书等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得出了一些合理的解释，如印度法官帕尔主张所有被告无罪，因而不可能投有罪票，更谈不上投死刑票。澳大利亚、苏联国内已经废除死刑，这些法官按理说也不应该投死刑票。荷兰法官认为被告广田弘毅的罪证不确定，因而不可能投广田的死刑票，等等。相关推断结果，可参见本文附表。为什么没有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

　　无论是从宪法上讲，还是从历史事实看，昭和天皇是日本最大的战争责任者。但是，由于战后美国单独占领了日本，是否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的态度。

　　1945年9月，美国政府宣布了《战后初期的对日政策》，决定利用天皇及天皇制政府，对日实行间接统治。但在美国政府内部，对如何处置天皇意见仍不统一。有主张惩办天皇的，有主张天皇退位的，还有主张软禁天皇的，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最后，美国政府为了确保占领任务的圆满完成，将能否审判天皇的建议权授予了处在占领第一线的麦克阿瑟。

　　麦克阿瑟虽然是在毫无抵抗的情况下进驻日本本土的，但他认为，如果不利用天皇的权威，占领任务就难以顺利完成。而此时的天皇，也一改过去至高无上的姿态，主动拜见麦克阿瑟。说发动战争并非自己本意，并以“宽大的胸怀”，表示愿为“臣民”犯下的战争罪行承担责任，博得了麦克阿瑟的好感。麦克阿瑟决定利用天皇推行占领政策。为此，他致电华盛顿，推托说没有发现任何有关天皇干预日本政治决定的“确凿证据”，然后警告说:“要审判天皇，就必须大幅度地修改占领计划。”而且“还会引起日本社会的极大混乱”，“日本就会瓦解”。如要维持由于审判天皇引起动荡的日本社会，至少需要增加“百万军队”和“数十万”美国行政官员无限期驻扎日本，所有民主化改革都将“落空”。麦克阿瑟的这一判断和恐吓性的建议，对天皇逃脱审判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根据麦克阿瑟的建议，美国政府决定不将天皇列入战犯名单。并游说各盟国，促使盟国对日占领最高决策机构远东委员会在法庭开庭前夕做出了不起诉天皇的决定。

　　但须明确的一点是，东京审判未起诉和审判天皇，并不意味着否定了他的战争责任。不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和其没有战争责任，是性质不同的两回事。天皇的战争责任是不容推卸的。

　　让日本“自主审判”效果会更好吗

　　战后以来，不少人以为东京审判是战胜国盟国强加给战败国日本的，所以审判是“不公平”的。如果战后给日本机会，让其自主进行战犯审判的话，就会起到既惩罚犯罪、又教育日本人民的作用，效果更好。但这种想法太天真了。其实，一般不为人所知，日本实际曾在东京审判前搞过所谓“自主审判”的闹剧。

　　日本宣布投降后，据说也得到了美军某官员个人的提示，日本政府认为，即使盟国进行审判，日本也先行进行自主审判。日本政府决定进行自主审判有两方面的如意打算:一是可显示日本的主权和司法权仍独立存在，二是想赶在盟国审判之前进行“自主审判”，敷衍盟国，造成既成事实，然后以“一事不二议”的原则为借口，迫使盟国接受审判结果。

　　日本当局认为，美国等西方盟国舆论最为关注和不能容忍的是日本虐待和杀害盟国战俘的罪行。为此，日本挑选了几名虐待和杀害西方俘虏的战犯进行审判，以向美国等国表示日本的“反时姿态，达到缓和美英等国严厉制裁的目的。从1945年9月至1946年3月，日本军部先后对8名主要是杀害美军战俘的战犯以滥用职权和杀人等罪名进行了军法审判，并很快作出了判决。结果1人判无期徒刑，其余分别被判处11个月至15年不等的有期徒刑或不足1年的监禁，无一人死刑。而“巴丹死亡行军”的主要责任者本间雅晴中将，则仅仅被处以停止将官待遇的行政处分。这种审判，完全是对法律和人类尊严的亵渎。实际上，被付之军法会议的8名战犯，都犯有严重的杀人和虐待俘虏等重大罪行。而本间雅晴作为日军司令官，放纵部下，强迫美、菲军俘虏“巴丹死亡行军”，造成两万七千多人死亡的惨案。对于这些罪行累累的战犯处以如此象征性的轻罚，等于纵容犯罪，也表明了日本“自主审判”的虚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