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三个小时，无疑，潘石屹比熟谙镜头更为熟谙采访。也算较为真诚。除了谈到的敏感时期的敏感旧友，除了对同行不同经营模式的独到看法，是一定要删除的。

最后，他坦承，采访，曝光，都是对SOHO中国的免费广告。

那时最关键的问题是生和死，贫与弱

人物周刊：你一直强调，SOHO中国的价值在于倡导一种生活的范式，不认同地产商的土地储备能力。但SOHO中国从2001年起就谋求海外上市，直到最近拿到三里屯南街和前门的地皮之后，才得以上市。我们是否可以理解为，上市、屯地是你的观念不断调整并与市场妥协的结果？

潘石屹： SOHO中国的价值在于倡导一种生活的范式，不认同地产商的土地储备能力。这作为我们的观点，是存在的。

但说我们拿到这两块地就具备土地储备能力了，然后去上市了，其实这之间没有太多相互关系。另外，我们的公司在发展过程中，现代城、建外SOHO、朝外SOHO、尚都、光华路SOHO，都开发完了，我需要土地盖房子。我最近两三年就这两个项目，这种土地储备是必备的。

谈到妥协吧，要从两个方面来说。有的问题是原则、底线，不能违备的，例如法律，税收，包括一个公司的诚信，这些是不能越过的。而市场定位，走的是不确定的路，这些我觉得作为商人要妥协。

人物周刊：妥协是你的主要精神么？回顾你从1987到深圳，1989年到海南开始的个人创业，你会怎么总结？

潘石屹： 我是1987年末去了深圳，那时候我就感觉到这个城市的效率，城市的面貌完全不一样，对我来说是有一个非常大的触动。原来想象的市场，经济，财富，都是书本上的概念，到了深圳，让人体会到现实生活中的市场。

但对我来说，真正的转折点是小时候的事，那时最关键的问题是生和死，贫与弱。

我爸爸妈妈当时是下放到农村去的，在乡下，生孩子都不去医院。我出生的时候是接生婆接生的。因为农村人特别脏，我爸爸就给接生婆提了一个建议，说能不能把手洗洗，接生婆说接孩子还要洗什么手，她根本没有对于感染的基本常识。这让我爸爸很不能接受。所以除我之外的另外四个孩子，都是我爸爸接生出来的。

上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班里还有三十多个同学，到我毕业的时候只有十三个了。大部分都是得病死了。记得有年秋天，我在去上学的路上，突然有个同学叫住了我，要我帮他请假，他要到地里去拔一些谷子。我问他要干什么，他说弟弟昨天死了。他要用谷子秆把弟弟包进去。那时候没有棺材，人就是这样埋了。他说得十分平淡。紧接着有好多同学死去。没两天就少了一个，过几天又少了一个。

至于我叔伯这一辈的孩子,和我一般大的有七八个，最后只剩两个。好像死亡随时就在你的身边。

人物周刊：相比于这样的生与死，你觉得后来商业上的转折算不上什么？

潘石屹：我想除了生与死，另外给生活带来大转折的是教育。我记得我从万通离开的时候，冯仑跟我谈话，说他反复地想：“你从甘肃天水成长到今天，谁成就了你?”最后他说了三个人，一个是邓小平，一个是他，一个是我老婆。

其实我当时特不以为然。觉得瞎说，就靠你们三个？不靠我自己？没有我妈，我还生不出来呢。

最后想想，邓小平对我们这代人的影响就是可以去受比较好的教育，在之前没有一个受教育的机会。我记得我们家没有饭吃的时候，为了吃饭把我两个妹妹送了别人家。后来，他们想把我送给一个从未结过婚的老红军，就是为了让我能受教育。因为我是长子，我妈没舍得送。

那些岁月中，对贫困和疾病的恐惧，我永远都忘不了。有一天晚上做梦，梦见屋子里放满了吃的，可怎样都吃不到自己嘴里，梦醒后十分焦虑不安。

人物周刊：你最困难也是在那个时候？

潘石屹： 刚到深圳也很困难。后来到了海口。1991年，这是我最难忘的一年。海南省的建设大潮过去了，经济停摆了，凑热闹的一拨人都返回大陆了。我当时正管理一个砖厂，砖一块也卖不出去。民工是计件工资，没有活干，他们也没钱拿，走得不到一百人。剩下的人饿得受不了。我和他们呆在一起，他们静静地躺在那里，变得死一样地平静，这是我度过的最低潮的一年，在这一年里看不到任何希望和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