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三差五上门讨租的房东太太不相信卢师傅的义行只值800元。这个月初，她不断地警告卢，再不交租就要把他的行李扔出门外，而卢已经失去了作为厨师的收入。“如果见义勇为的回报是流落街头，我一百个不服！”卢只有愤慨，然后惯例地陷入漫长的沉默。见义勇为后的连串不幸让他习惯于沉默。

根据《广州市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人员条例》第16条以及《工伤保险条例》的相关规定，在工作期间见义勇为受伤的应视为工伤，见义勇为者所属单位必须先行垫付医疗费用。卢不知道这些，但餐厅老板未必不知道。后者在关键时刻消失了。

因见义勇为而陷入困境，卢不敢告诉家里。他家在茂名高州，16岁的女儿6月来广州小住，发现父亲赋闲在家，每天吃的都是清粥咸菜——“连咸菜都是赊的”。在邻居的嘲讽中，女孩知道了父亲见义勇为的“傻气”。终于，在一个毫无预兆的夏夜，女儿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她告诉我没钱交学费，没脸回去上学了。”

“我真的很后悔。”如今的卢统明早没了当初见义勇为时的英雄气概。在派出所询问如何申请市见义勇为奖金时，一名流浪男子猛地跪在地上磕起头来，希望乞得路费回乡。卢统明将手伸进口袋，才想起自己身无分文，尴尬地僵在那里。

波折重重的证书

卢统明对基金会一无所知，但不是所有见义勇为者都是如此。作为一个“见义勇为专业户”，区少坤熟悉《条例》及整个申报的流程，从基层派出所到市见义勇为基金会，只要在其中的一个机构产生疏漏，申报就成了“竹篮打水”。“可作为普通的市民，我们没办法弄清楚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见义勇为者要得到由基金会发出的奖励，往往需要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根据《广州市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人员条例》第7条：“见义勇为人员由发生地的市、区、县级市公安机关审核，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发给确认证书。”更通俗的解释是，如果你想申请见义勇为奖金，就得先去案发地派出所填写申报表格，然后按照程序，派出所应该将表格连同相关材料报区公安分局，再由区局报市公安局，最后是广州市见义勇为基金会根据材料发慰问奖励金。见习记者 华璐 实习生 洪鹄 广州报道

整个申请过程需要持续多久？见义勇为基金会办公室主任张建不予置评，只是说会有“特事特办”的时候，也就是某些见义勇为事迹经媒体报道后，有上级领导的亲自过问。

区少坤曾经接受电视台的采访，但他还不属于“特办”的范畴。身为低保户的他认为自己尚算幸运：53岁，14年来抓了20个贼，却只受过皮外伤。但他太太每日唠叨：“要是被砍伤了，谁会帮你出医药费？现在拿一张见义勇为证书都那么难，更别说是受伤后照顾你一辈子了。”

1993年，区少坤在广州市东风街抓了一个抢项链的贼，自此一发不可收拾，追逐、搏斗成了他生活的常态。每次他将贼扭送到不同派出所，民警们总是盛赞他的义行。“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会上报见义勇为基金会。”类似的话，区少坤听了14年，却只有2次真正收到来自见义勇为基金会的嘉奖。“2003年得奖是因为有媒体报道，而今年7月7日在公车上抓贼那次，则是我跑断了腿换来的。”

8月，等了一个月的他先去询问赤岗街派出所，派出所表示已经将材料报上去，不清楚海珠区公安分局的情况。区少坤又到区公安分局治安大队和区政府信访办咨询，但所有人都对他说，不知道这件事情的经办人是谁，让他继续等。区实在等不及了，便跑到区法院立案室，打算以“行政不作为”状告赤岗街派出所和区公安分局，但一个姓彭的律师劝他，见义勇为是自发性质的，“不适宜用‘告政府’这样的硬手段来争取应有的肯定。”

这个姓彭的律师打了几个电话。几天后的9月23日，区少坤终于接到了赤岗街派出所的通知，请他在中秋当晚出席“见义勇为表彰大会”。接过见义勇为证书的那一刻，区少坤认为还是“值了”——曾经十几年的不了了之，此刻手上拿着3000元的钞票。他对记者说，自己还会继续抓贼，不过“我以后再也不要什么奖励了，比抓贼还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