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集团的经理，不但一个没动，而且全部改口，都顺着公安的意思说话了，说禹作敏这也不好那也不好，跟天津市委穿一条裤子了。”禹作敏大哥禹作哲无比愤恨地说，“这就是杠着（意为“命中注定”——记者注）。禹作敏走到这一步啊，杠着他把大邱庄操办起来，杠着他再走这一步，别的就甭说了。人家宋平顺来大邱庄开会就说，禹作敏让谁死谁就得死，你说有这种事吗？！人家开会就这么讲的，你怎么着人家？老百姓谁敢言语？暗地里说话管嘛用？四大公司都是禹作敏弄起来的，可到现在呢？禹作章是书记亲自培养起来的，等到书记被抓走，他一下子就变成公安那头的人了，不但不替书记说话，反而把书记害得很惨。四大公司人家也不管了，谁说话也不顶用了，谁还敢说话？！”

大邱庄之强人禹作敏时代就此戛然而止。

孤独的行者

15年后已由村变镇的大邱庄，马路、楼群、商店、农贸市场依旧沿袭了往昔的风貌。扩容后的大邱庄镇如常地来往各地的商贩，百亿路周边依旧可见大大小小的钢铁企业不时腾起的浓烟，香港街上的店铺三三两两地开门营业，甚至大量的小姐出租屋亦不时闪现。尤为显眼的是，从大邱庄村口延伸至数公里外的宽阔水面已完全黑褐污浊，被污染到不可复加的程度。

遭遇巨大政治波折而陷入困顿中的大邱庄经济，在付出了沉痛的环境污染代价之后，依旧徘徊乏力。自1993年禹作敏事件之后，伴随着各大国有商业银行的疯狂挤兑，大邱庄原本蒸蒸日上的集体经济瞬间崩溃。之后的所谓股份制改造、产权制度改革，非但看不到任何实质性成效，却引致问题迭出，社会矛盾日趋尖锐、激化。而育有二子三女的禹作敏在客死他乡之后，可谓家道中败，长子禹绍国、次子禹绍政目前均已流落异地且勉强维持生计，三个女儿也大致分散在天津市及静海县城，绝少再回大邱庄。禹作敏繁盛时期“高贵”的白色别墅因产权不明无法出售而基本闲置，玻璃窗上满是灰尘。抚今追昔，不免令人叹惋。

《财经文摘》记者先后多次通过知情人士获知禹绍政的联系方式，但遗憾的是，不是号码停机、关机，就是房子已经换人，而禹作敏老伴范氏目前正与禹绍政一起生活，已数年未归大邱庄。禹作敏长女多年前嫁与原大邱庄四大集团之一的津美集团总经理赵书忠，记者曾三次前往赵书忠目前独资运营的大邱庄钢材市场，奈何赵与其妻执意以“工作太忙、事情复杂”为由一再推脱记者的采访。

大邱庄于1993年吸纳周围四个村庄而改制为镇，曾多年担任该镇镇长且对大邱庄当年变故分外明了的陶润立，于2003年调任静海县县长一职。本刊记者8月14日前往静海县县委采访时，陶润立刻意回避，其助理王滨对记者称：“关于禹作敏的话题实在太敏感、太复杂了，真的不方便讲，对不起。”原尧舜集团总经理禹作尧、现万全集团总经理张玉银均对禹作敏话题三缄其口。

禹作敏二哥禹作新之子禹绍武当年颇为禹作敏看重，他在与本刊记者交流时认为：“老爷子太冤枉了，白费了这么多年的心血！当年为了大邱庄发展费尽了脑筋，到最后，一宿一宿地睡不着觉，吃十来片安眠药都睡不着。大邱庄人都知道，老爷子半夜睡不着了，就一个人到大队里坐着去。”

2004年从静海县独流镇调任大邱庄镇担当镇长的姚金明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不假思索地举出林彪的例子，力图回避记者的进一步追问。他表示，中共的法律法规，没有功过相抵的规定，禹作敏做出过贡献，共产党并不否认，但是他违法犯罪也是事实。“林彪对中国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包括东北全境的解放，包括平津战役，包括淮海战役的一部分，包括渡江战役，包括进军大西南。他做得不也是不错的吗？你能不能说因为他那段做得好，犯了反党反人民的罪恶后，就把功过抵一抵呀？共产党的法律没有这一条。”

“没有禹作敏，就没有大邱庄，没有禹作敏，现在即使改革也到不了这一天。没有人是没有错误的，如果论功过，我认为，禹作敏功劳占95%。”李风光如是说，“书记自杀那年的‘十一’过得相当隆重，天津，全国都是！我琢磨着他自己一定有个回想：你说何必啊，我辛苦劳累……原来从中央到地方，都知道大邱庄，都知道我禹作敏，都知道啊！为什么‘十一’前后他吃的安眠药？我知道他的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