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在禹作敏人财物的帮助下，厂房很快盖了起来。没过数日，禹作敏给王作山发电报到小靳庄，通知他去看设备。“就是禹作尧那个公司给我进的设备，到那儿一看，设备是进来了，但不是专门给小靳庄进的，是整个大邱庄集体进来的一批。人家告诉我，你得去总公司，找禹总给你打个条，按当时的安排，就算禹作敏上缴利税了。于是我就去公司打条去了。当时，有几个人在那儿，禹作敏跟我说：我现在有点急事，正处理。咱也知不道啥急事，也不好问，结果听着听着说是逮起来了。”

据称，禹作敏被抓后，因监狱进不去，王作山便到大邱庄看望了一下禹作敏家属，同时又到禹作敏的公司看了看。因其被抓后事情十分复杂，王作山与禹作敏筹划的援助项目遂彻底泡汤。“你说，本来是多好的一个事儿啊！”王作山对本刊记者讲，由于地区闭塞，关于禹作敏入狱两年后保外就医的消息，他根本不知道，直到“1999年报纸上登着说，禹作敏自杀了”，他非常吃惊。

20世纪80年代末，大寨党支部书记郭凤莲第一次听到禹作敏这个名字，当时，她正因政治处分被分配到山西省昔阳县公路段。“那天，《山西日报》发表了关于禹作敏谈大邱庄经济发展的一个整版报道。当时大邱庄比华西村还要有名，读完以后，对禹作敏的事迹，对大邱庄的发展，说实在话，咱是非常敬佩的。我认为，一个60多岁的老人，基本上属于和陈永贵同一时代的人，能够在改革开放以后，迈出这样一个步子，把大邱庄迅速变成一个工业性的城镇，他是付出了很大努力的。起码我认为，他对党的政策理解得比别人要深刻。还有一点，他胆子很大，想法超前，思路敏捷。作为一个农村干部，有这么大的开拓性，有这么大的能力，把大邱庄整个变了样，我真是非常钦佩。”

9月20日，郭凤莲在山西大寨宾馆接受《财经文摘》记者独家专访时，对禹作敏进行了深刻剖析：“首先，禹作敏没有多少文化，他基本上也是个文盲，说实在话，农民啊，你要是表扬表扬他，他浑身上下都是非常麻木不仁的。另外，他的成绩确实是令人满意的，而他自己也感到非常满意，他看不到自己不足的地方，这样他就有一点摇摇欲坠。”

郭凤莲认为，对于禹作敏的悲剧，天津市委、市政府以及静海县委、县政府都是有责任的：“为什么不能对禹作敏的这种行为进行一种约束？为什么不提前约束他？是他听不进去呢，还是说他有幕后支持者？”她认为，对于大邱庄，应该正面看待，对于禹作敏，更应该正面看待。“我认为，基层干部都应该受到保护，受到党和人民的保护，受到法律的保护、政权的保护，因为咱们农村干部很不容易，在农村干点儿事太难了！”

1992年12月18日，作为中共“十四大”代表的郭凤莲，会议结束后便马不停蹄地与当时昔阳县委书记从北京直奔天津，准备去大邱庄参观访问，“去见见禹书记”。郭凤莲迄今为止曾两度到过大邱庄，此为第一次。

据郭称，禹作敏办公室一位女孩子不知道到访的是郭凤莲，态度一度很冷淡，既不让座也未有茶水相送，“俩人就在门口坐着等禹书记”。当郭凤莲将身份证等证明材料登记并“呈送”到禹作敏处后，“女孩子态度一下子好了起来”。

“进到办公室后又等了一会，时间好像不短，还喝了一杯水。”后来禹作敏就来了。他说：郭凤莲同志，我很崇拜大寨的，我也是在学大寨年间起来的。陈永贵原来是大寨的书记，我是大邱庄的书记，我也是这么干出来的。禹作敏还说：今天来的人很多，不管他部长也好，省长也好，来这里就让他们自己看，我禹作敏是不作陪的，今天凤莲来了，我要出面，我要接待。“等于给了我们个特别的面子。”

郭凤莲记忆尤其深刻的是，禹作敏说话总是很严肃，“有点傲气”。“他说：过去学大寨那么长时间，老百姓也没学到什么，还是饿着肚子，还是赤条条的。你看看，现在咱们党的政策好了，改革开放以来，大邱庄是怎么一个变化啊！讲了很多。后来我们县委书记说，我们俩是从北京开完会来大邱庄学习来了，向禹书记学习来了。他说：好啊，大寨应该学大邱庄了，大邱庄改革开放搞得好，大寨现在落后了。禹作敏给了我们一些大邱庄的介绍资料，然后又坐在那儿交谈了几句，后来就去吃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