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禹作敏鼓励郭凤莲一定要把大寨的化工厂搞起来，并表示，在这个层面上，大邱庄可以提供资助，而且大寨化工厂生产的液氯完全可以供给大邱庄使用。非但如此，得知郭凤莲以及昔阳县县委书记当晚要回山西后，禹作敏毫不犹豫地开出50万元支票让郭带上，“来一趟大邱庄也不容易。”

“他说：你先让化工厂动起来，我用你的液氯。这样，通过我供给他的货，把他借给我的钱就抵了嘛，可以还了禹书记的钱了嘛，人家也没讲是给你，就是借给你的。我说：禹书记，咱们都是集体的事，我要给你打借条，我签字，借大邱庄50万块钱。禹书记说：你不要签了。我说：不行，一定要签上字，要么，别人会怀疑我郭凤莲把这50万块钱装在自己口袋里面了。我就给禹书记打了借条，借50万块钱。”

为表示对禹作敏无偿提供资金援助的感谢，1993年春节刚过，郭凤莲第二次来到大邱庄，见到了禹作敏，时间就在禹出事前两天。“我看到禹作敏好像有一种急躁的情绪，变了个人一样，非常暴躁的样子。当时坐下来之后，他说：我禹作敏是真正干出来的，你们大寨村是毛主席扶持起来的，你们那个先进是国家出钱买的，我这个先进是自己实实在在干的。现在改革开放了，你大寨动也不动，说明你们这个典型是假的。”

“我心里说：怎么今天禹书记是这么一个性格呢，这么说话，还说大寨的典型是假的。后来我们的情绪就不好了，他讲完以后，我们也没说让他陪我们吃饭，自己在大邱庄找了点儿饭吃。我说：禹书记，你去忙吧，不用管我们了，可能我们今天晚上就走了。禹作敏说：你们再住上一个晚上，看看大邱庄吧。后来他就把事情交代给了另外一个人，让他领着我们去看了看大邱庄，什么九龙壁啊，钢管厂啊什么的，晚上就住在了那边。”

“就在我们住进宾馆快要休息的时候，不知道是天津公安局还是天津检察院的一个女同志过来了，她说：书记啊，你们明天早上赶快离开这里。我问是怎么回事，她告诉我，大邱庄出人命案了，打死人了。我说：是谁打死人了？她说：是禹作敏打死人了，你赶快走吧，这个矛盾是很大的。我们也没追问到底是怎么个情况，第二天一早就走了。回到大寨时间不长，就有媒体报道说大邱庄出事、禹作敏被抓起来了。”

郭凤莲认为，禹作敏死得很可惜，对于大邱庄来说，更是一个莫大的损失。“不管怎么说，十多年的时间，大邱庄变了样，要是没有禹作敏是干不成那个样的！这么大的改革思路不是随便一个老百姓就能想像到的。我从不因为谁犯了罪就讲人家这个那个的，我是实在感到挺惋惜。可能这也给我们这些支部书记、农村干部们敲响了一个警钟，就是在取得成绩的情况下，应该怎么看待自己，怎么约束自己的行为。不能说是一个反面例子，但总可以是衡量我们自己的一个尺子。”

神秘的推手

大邱庄集体经济的快速启动与不断腾飞，自然与禹作敏以及大邱庄老百姓的团结奋斗不可分割，但事情似乎远非如此简单。最令人疑惑的是，即便其经济力量强大若此，大邱庄亦不过一个村落、禹作敏亦不过一个村支书而已。那么，禹作敏于大邱庄经济发展后期，到底是凭借怎样的操作手法与关系网络，成功构筑了一道独特的政治壁垒，以致非但未把静海县委放在眼里，甚至敢于与天津市委直接对抗、公开叫板呢？到底是谁扮演了促使禹作敏不断前行的幕后推手？

一位执意不肯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特别提醒本刊记者，对于禹作敏来说，“文革”期间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历史情节“万万不可忽略”，而禹作敏事件出现后，于1993年4月投案自首并于7月被逮捕归案的天津知青石家明，实则扮演了禹作敏后期发展的重要“操盘手”角色。其时，石家明正是以“天津市静海县大邱庄企业集团总公司副董事长兼秘书长”身份高调出现。

刘金峰在与本刊记者交流时，一语道破石家明与禹作敏的关系：“她始终在禹作敏左右，打做知青起就到大队里做工作，一直和禹作敏在一起，说包二奶也好，说情妇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