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李风光在与本刊记者交流时，也一再提到于清泉的名字。

禹作敏于1993年被天津警方“智取”之后，其次子禹绍政闻讯后决定出去寻求帮助。禹作敏大哥禹作哲对《财经文摘》记者回忆说：“当时书记有个看家的，叫史明生，跑到天津市去托人，人家宋平顺直接管着公安局，你跟人家折腾不是白折腾吗？这边呢，立刻寻思着让禹绍政找邓小平的闺女去。结果刚到天津就被抓住了。人家都盯住了，跑不了，到了天津就把禹绍政给扣了。”

关于禹作敏与中央某领导扑朔迷离的关系，坊间众说纷纭。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于建嵘的观点，此举更多地应属禹作敏于大邱庄后期的操作：“禹作敏太把自己当个人物了，他自己以为后面有人了。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一度特别有名，很多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最后都被这样踩掉了，好像自己认识什么什么人啊，背后和他发生过什么利益关系啦，人家肯定会救自己啦什么的。”“对禹作敏的处理，不是一个法律问题，也不是一个体制问题，是一个绝对的政治问题。禹作敏最后挑战的，不是某一个人，他挑战的是整个中国最基层的政权。”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秦晖则将大邱庄现象称之为“小共同体本位”，而禹作敏的动作已触及中央集权体制的底线，但从结果上看，中共对该事件的处理显然是不妥当的。“这种庄主经济，我称之为小共同体本位，我觉得这是个过渡现象，在从计划经济的大一统过渡到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过程中，出现了小共同体本位冲击大一统的现象，这是中国在走向市场经济过程中一个具有一定历史合理性的现象，而它在进一步发展过程中，当然就会和市场经济、法制这些东西产生冲突。但是，产生的矛盾与冲突却不应该用恢复计划经济大一统的方法来解决，不能说他和中央集权体制产生矛盾了，然后就把他整倒，而应着眼于如何促使这种东西逐渐向规范化、法制化、公平竞争的方向上去引导。”

宪政学者刘军宁对本刊记者表示，在中国，像大邱庄这样的事，举不胜举，每天都在发生，每一个案子背后都是巨大的损失，无限的伤害，令人反思。

禹作敏时代已告终结，大邱庄新的时代能否到来？

郭小川笔下颇具革命浪漫主义色彩的团泊洼，时下已不再静谧，严重的污染早已令宽阔的团泊湖水库鱼虾了了，即使捕获上岸的零星鱼虾也基本不能食用，大邱庄周边环境的大幅度恶化甚或催生了与其几华里之遥的癌症村的出现。

15年辗转一瞬。显然，这里已不是禹作敏的大邱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