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文摘》记者查阅大量资料，寻访到众多直接相关者，惊讶地发现，很多目标直指禹作敏与大邱庄的评论者根本就不清楚当年的改革状态，也完全不明了禹作敏其人，或者连到都没有到过大邱庄。发言、炮轰的猛烈性与随意性令人感喟，一切盖因禹作敏已经倒掉，而官方口径已经如是。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秦晖在与本刊记者交流时认为，如果仅仅谴责禹作敏，是不太公正的，而且，“政府不喜欢他，并不是因为他打死了人，而是因为政府管不了大邱庄。用他们的话说，就是大邱庄成了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了。”

“如果说禹作敏那种领主式的行为引起了大邱庄村民的不满，村民的民主意识、村民的个人权力迅速成长起来，把禹作敏给推翻了，那当然是最好的，是代表现代化倾向的一种现象。但仔细分析起来，这又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因为大邱庄村民并不恨禹作敏，他实际上没有得罪大邱庄人，到现在也没有揭露出他把大邱庄集体的东西装进了他个人的口袋。把他抓起来完全是一种政府行为，和民众没有任何关系。如此说来，如果说抓禹作敏仅仅是体现一个集权国家控制社区的一种行为，我觉得这就比较滑稽。”

针对禹作敏，秦晖慨叹“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权力把他扶起来，权力又把他整倒，从整个过程来说，这显然是一个悲剧了。”

回溯整个过程，禹作敏被扳倒的直接契机来自两桩人命案，一为1990年之“刘玉田案”，一为1993年之“危福合案”。两案前后相继，禹作敏深陷其中，难脱干系，最终不能自拔。

依据禹作敏生前朋友——天津市宝坻区林亭口乡小靳庄村原党支部书记王作山于2007年8月28日接受本刊记者独家专访时的回忆，禹作敏为人仗义，性格豪爽，但“这既是优点，又是缺点”。

王作山认为，禹作敏“护村”护得实在太重了。“有人犯法，谁犯法就该谁受法律制裁，有你啥事啊？而且，直到今天我都认为，对他来说，他不是主要责任人，即使有责任也不至于负刑事责任，儿子犯罪不能把父亲也逮起来吧？是不是这个理儿？下边杀人，怎么会是他的主要责任？我只能说一句，他忒‘抗上’了。”

“刘玉田案”确为导火索。

据本刊记者了解，刘玉田系直接涉案人刘金会之父，为禹作敏近亲。刘玉田之妻禹氏为禹作敏二姑，其家族关系相当紧密，而刘金会兄弟计四人，依照农村长幼排序，分别为刘金刚、刘金会、刘金峰、刘金功，而刘金会尚有两个妹妹却并不在此列。换言之，禹作敏兄弟四人禹作哲、禹作新、禹作敏、禹作瑞，实为刘金会之姑表兄，而同为涉案人的禹作相，则为禹作敏堂弟。

关于该事件的起因，按照禹作敏胞弟禹作瑞对本刊记者的话说：“刘金会作为表叔，强奸了禹作相的闺女，导致女方精神失常，禹作相不干了。”刘金会三弟刘金峰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则认为，其二哥刘金会与禹作相“闺女”发生的关系“没有强迫成分，只是一个人和一个人的事”。

但刘金峰同时认为，不论怎么说，刘金会做得确实不对。“即使他说喝酒了，酒乱，我也不能原谅他，因为事情是他做的，就应该由他承担责任。你禹作敏打死他刘金会，我也不说别的，但我们老爷子到底惹谁了？你这不是株连九族是什么？”

17年后的今天，面对《财经文摘》记者，刘金峰依旧愤恨难平，刘姓家族与禹姓家族的仇恨至今未了。据记者数月于大邱庄的观察，大多数村民其实是怀念禹作敏以及禹作敏时代的，对禹作敏个人的评价也甚高，但单就刘金会家族一方而言，禹作敏的形象要大打折扣，甚至水火不容。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91）津高法刑事裁定第27号关于刘玉田案的详情记述如下：1990年4月9日，禹作相得知其女禹某某曾被本村村办家具厂厂长刘金会猥亵后，非常气愤。4月12日晚，禹绍龙、禹作民纠集禹作立、禹绍龙、禹作岭、禹绍祥、禹绍忠，商议殴打刘金会泄愤。禹作相、禹绍立又迁怒于刘金会之父刘玉田，提议殴打刘玉田，其他5人也都表示同意。当晚，7人先窜至大邱庄治安派出所内，殴打刘金会，然后约定次日上午在禹作民之父禹贺田家集合一同去殴打刘玉田。4月11日上午9时许，禹作相、禹作立带领其他5人闯进刘家，将64岁的刘玉田带到村供销社附近的大街上，先对刘啐唾沫，打耳光，然后大家一齐动手毒打。将刘玉田打倒在地后，禹作相、禹作立使用皮腰带，禹绍祥、禹绍忠用带铁皮头的胶管，禹作民、禹作岭用鞋底殴打刘玉田。虽然刘玉田在地上苦苦哀求，7人仍不罢手。直至刘玉田奄奄一息，他们才离开现场。刘玉田被送进村医院抢救，经医检，肋骨骨折8根，肾组织出血，肝肾破裂，腹腔积血达600亳升，经抢救无效，于当日下午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