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文摘》记者多次试图联系采访当事人刘金会，但对方一直躲闪回避，拒绝与记者正面接触。依据知情人提供的线索，当记者于9月22日赶至大邱庄民祥里9号楼301室，也即刘金会曾经的住所时，发现房子早已租与他人，记者被告知，刘本人长年漂在静海，平时很少回到大邱庄。

刘金会大哥刘金刚亦婉言谢绝了本刊记者的采访，其妻称：“我们实在不想再提了。”据刘金会三弟刘金峰的讲述，二哥刘金会在1990年事发后便逃出了大邱庄，直至禹作敏被抓后才偷偷回村，而与刘金会发生关系的禹作相之女目前仍在大邱庄，且早已出嫁。

即便刘金峰基本认可禹作敏组织人等殴打刘玉田属于“寒碜寒碜他”的说法，且刘亦认为“禹作敏当时并没有真想打死老爷子”，但对于“禹作敏与刘玉田案并无牵扯”的说法，刘金会认为“那是完全错误的”。

“都是禹作敏一手操纵的，在大邱庄，他是说一不二，要么怎么说他是土皇上呢？说好一点他是皇上，说重一点，他就是一个土匪头子！我说这话，我负责任，因为他的一行一动，已经体现了他是一个土匪头子了。坐车，只要他从办公室一出门，前边仨后边仨，左右一边一个，几个人？这就是八个了。前呼后拥嘛！开门进去，他在后排坐着，一左一右两个贴身保镖，前边还有一个保镖。你作为大邱庄的一个书记，搞这么紧张干嘛？！他要的不就是那个派儿吗。”

据刘金峰讲述，在1990年事件出现前，刘一直对禹作敏心怀钦佩，而且如果不出这个事情，禹作敏“人还是个好人，书记也是个好书记”。“大邱庄四面八方多少个村庄，为什么惟独大邱庄发展了？不是禹作敏带领大家发展起来的吗？他有这个胆量，有这个气魄。如果他始终这么发展下去，我认为他还是个好书记，还是个好人。但最后几年他不发展企业了，他光发展他那个小集团了。”

刘金峰认为，如果讲发展，没有禹作敏，大邱庄就到不了今天。“就是从大邱庄一起来，他可能以为自己的对立面大一些了，又是上保镖又是安摄像，你说有嘛用！盖别墅非要弄个地下室，刚开始还计划着从他的别墅到他上班的办公楼，要在地下挖一个地下通道，上下班都不敢在上边走，得在通道里走，你说他活着轻松吗？！”

本刊记者调查获悉，在对刘玉田事件的处理上，静海县原公安局局长孙家芝亦有牵连。1990年9月，即案件处理末期，孙家芝因涉嫌参与“大邱庄打人致死案”事后造假，被天津市政法委强行从公安局局长位置上拉下并受到处分，之后再无其消息。

知情人士向本刊记者透露，静海县公安局于1990年4月11日上午9点接到刘金峰二妹关于其父被群殴致死的报案后，孙家芝迅即携民警数人赶至大邱庄。在了解案情后，孙与禹作敏磋商并暗示称：“你不让我抓人也行，但你得给我把声势造出去，不造出去，人我必须要抓。” 不多时，禹作敏依照孙家芝的建议，为包庇打人者、造成舆论颠倒的现实，大面积组织相关人等张贴大字报、策动游行、倡议给禹作相家属捐款等一系列舆论造假动作，整个村子各条街道两侧全部贴满了标语。工厂停工，学校停课，数千人围着大邱庄高调游行，群众高呼“打倒刘玉田”、“砸烂刘家家族”等口号。

据讲述，4月11日下午，禹作敏从幕后走到前台，亲自主持召开大邱庄全村职工大会。会前，刘金刚、刘金会、刘金功全部被押至台前，一律捆绑并低着头，“身后有人按着”（刘金峰因钝器致伤处于昏迷状态，依旧被扣押在万全集团保卫处，于是未得上台）。据当地村民向本刊记者讲述，在此次大会上，禹作敏曾有“刘玉田早就该死，他死有余辜”的言论，并称“有水平的可以上台揭发刘玉田，没水平的可以骂大街”。4月12日至4月13日，禹作敏分别两次组织策动大邱庄近两千人大游行，“声讨”刘玉田，大街上贴满了“打死人无罪”、“打死刘玉田活该”等多种大幅标语。

2007年9月24日，静海县公安局办公室主任韩玉起在接受《财经文摘》记者采访时，亦谈及孙家芝与禹作敏的复杂关系，称“就在当年，孙家芝被一撸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