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刘玉田案，诸多禹姓同族被抓且被判刑，刘金峰在大邱庄得不到工作机会，当时正在附近的双塘打工。“反正我看着当时可能有演习的意思吧，大约是以部队演习的名义包围大邱庄，当时都弄着锅弄着嘛的，咱也不知道上头是什么意图，到底是真演习还是假演习。”

据禹作敏胞弟禹作瑞回忆，因处理刘玉田案，禹作敏对天津市委非常不满，尤其对天津司法机关的处理决定表示“不能接受”。“我亲见的一个事情，闹得非常僵。一次，我到那边儿（禹作敏家中——记者注），天津市市委书记聂璧初正好来电话，说禹作敏，你上天津来一趟，就是你和宋平顺闹的这个问题，来说说，不就解决了吗，不至于矛盾这么大。书记（指禹作敏——记者注）说：我不去，不去。聂璧初可是市委书记、代市长啊，叫你到天津去一趟，把打死人怎么来怎么去的经过说一下，把你和宋平顺的矛盾说一说，说开了不就完了吗？他说不去，而且把电话‘呱儿’一扔！还骂了一句，并说‘你弄不倒我，我就弄倒你’。他是和天津市顶上劲了。我就在当场。”

“最后不是宋平顺带着武警要到大邱庄来吗，从那边来了，书记说：‘他来啊，我让你连村都进不来！我是党员，党内的事情党内解决，你为什么到我大邱庄公开围攻？’各个进村的路口全用大车堵住了，群众全放假了，一个个拿着铁棍。要的是那个阵势，谁真打？那意思就是，你有武警，我有老百姓，你有手枪，我有铁棍，当时几个集团的头儿们都在禹作敏周围坐着，等消息。你知道有多少人劝他？！劝他别这么狂了，其实如果说一说，事情可能完全两个局面，可他非要愣顶。”

禹作敏大哥禹作哲在与本刊记者交流时，时而叹气时而愤慨：“宋平顺在天津说了算，人家要上下勾起来算计你，别说一个禹作敏，你十个禹作敏也白给。他要整你，还不跟拿（捉）个小鸡儿一样！”

事实上，在围攻大邱庄的前一天，也即1993年2月16日，禹作敏与时任静海县县委书记的崔士光及时任县长的只升华有过交流。之后，在交给天津市市委书记聂璧初的信函中，禹作敏表达了配合公安机关调查的观点，但同时认为：“我不懂法，群众更不懂法，请你对破案人员说，要依法办案。千万注意，不要因破案而影响改革，影响生产，影响民心……我不知道如何防止意外事件的发生，我不知道的，我不负责。”

2月17日，时任天津市公安局局长的宋平顺亲自出马，由天津市公安局抽调400名（亦有1500名和1700名的说法）干警，集结于大邱庄附近村庄待命。依据官方语调，此动作主要是“鉴于禹作敏的来信，同时考虑到大邱庄派出所撤销后拒绝上缴的15支步枪和2000发子弹，公安机关经天津市政府请示中央得到批准后，调用警力，准备应付随时可能发生的变故，防备通缉犯外逃。”

在“以暴制暴”策略未能奏效，且引发禹作敏与天津市委尤其与宋平顺所携天津市公安局严重对立情态之时，适逢原林业部部长高德占来津赴任天津市市委书记。依据本刊记者掌握的可靠材料，1993年4月15日，中共天津市委办公厅给静海县县委书记崔士光发去明传电报：“高德占同志于今日下午2时30分在一所一号（即迎宾馆一号）邀禹作敏同志谈话，请通知禹作敏同志，并请你一同参加。”

据称，接到静海县委送达的通知后，禹作敏思忖再三，于忐忑、怀疑中无奈前往。据了解，当时与禹作敏同去天津迎宾馆的，除却崔士光外，尚有禹作敏最为信赖的贴身保镖史明生（本刊记者多次努力，仍旧未能联系到此人），以及3名骨干村民，分别为李向军、朱振凤、杨会阁。据禹作瑞回忆：“书记说：你聂璧初怎么叫我，我也不去！于是，聂璧初只能等高德占来商量，高德占给静海县县委书记崔士光写了封家信，让禹作敏到天津迎宾馆，要和书记谈一谈。”

禹作敏束手就擒。

“一共去了三辆车，人都被扣了，后来经过审问，那些人都没问题，就放了。”村民李风光对《财经文摘》讲述时认为，天津市公安局早有准备。“从‘李七庄’（此处位于天津市西青区，为天津外环，属大邱庄通往天津市区的必经之地——记者注）那一段开始，全部戒严了。” 旋即，在“大邱庄群龙无首”状态之下，宋平顺迅速动作，第三次亲率天津公安干警一行数人再度开赴大邱庄，轻松抓获涉案人员数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