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这个当时也播出了么？

杨伟光:播出了。主要是他回答得挺好。都是很尖锐的问题。

《焦点访谈》：“中南海开了一次座谈会”

记者：为什么说电视新闻改革是从1993年真正开始？

杨伟光:1992年底，那时候中宣部丁关根同志主持工作，有一天新闻局的局长到我办公室，他说现在中央领导要求抓一些热点问题，重大的热点问题，要群众去发表意见，然后通过这样的方式平衡心态。对热点问题，我们过去有《观察与思考》，属于揭示问题的，《观察与思考》几起几落，形势好的时候大家自由一点，出来反映情况，稍微紧张一点就挨批。1989年的时候就是挨批阶段，不敢谈问题了。到1992年底我想这些热点问题很难，如果这次是中央的一个决策的话，光这么说不行，你应该有正式的文件，下达给所有的新闻界，我是根据你的来做。结果1993年春天中宣部发了报告，里面把这个写到了。

记者：《东方时空》是在这个时候搞起来的么？

杨伟光:对。他们先录了一个叫《新太阳》的节目。我说你们的“新太阳”不好，老太阳是毛泽东，你是不是要否定毛泽东？我说不行。孙玉胜非常坚持，说这个好，说太阳每天都是新的。当然也有道理，但是我说有这么多人，不一定按你的思路走，大多会按照政治的观念走，最后我说如果出了毛病，人家是不会找你的，肯定找我。后来提出一个“东方时空”，我说就这个吧。当时为什么说《东方时空》不能在黄金时间播出？因为早上看电视的人少，即使有问题也影响不大。

记者：一年以后又有了《焦点访谈》，观众们在那个时期感到了一种新气象。

杨伟光:那时候我们《新闻联播》后面有个15分钟的专栏节目，是好几个部门做的，社教、军事什么的，时好时坏，收视率很低，广告也没有多少。我说我们现在是不是把热点节目放在《新闻联播》后面？后来就是《焦点访谈》。

记者：《焦点访谈》出来后内部反应如何？

杨伟光:出来以后不断有些小毛病，后来在中南海开了一次座谈会，对怎么办好《焦点访谈》进行总结。第一，必须实事求是，是真的不是假的；第二要与人为善，报道这个东西不是出难题，是解决问题；第三个要连续报道，你既然揭露这个问题，人家不理你，这样社会效果不好，尽可能有结果；第四个，对一个地方不要过分集中，一个礼拜搞两三个，受不了；第五个，中央开会的时候，节目不要点哪个人的名，这个很重要。如果那天点他，那是很难过，特别怕领导同志第二天讲话的时候说，昨天《焦点访谈》什么什么，那样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