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决定跟阿光“借种”。阿光也有要孩子的需求。两个人都是高学历，基因应该不错。

这个愿望实现了。现在阿梅怀着孩子，还不时出差。她是一个独立的女人，以后就算自己养孩子也可以。最近朋友说，阿光也计划在她的小区里买多一套房子。也许，两家人会住得更近，可以更好地照顾他们共同的孩子。

朋友说，这简直就是中国版的《喜宴》。

在名扬四海的《断背山》之前，李安早就导演了这出他最擅长的东西方伦理冲突：一个台湾青年伟同与美国男友同居在曼哈顿，为了给父母交差，他与一名上海女移民葳葳协议假结婚：葳葳得到绿卡，二老得到安慰，他俩得到安宁。两老远赴纽约主婚，喜宴热闹非凡。不料，一对新人闹洞房时“擦枪走火”，假戏真做。葳葳怀孕了，三个年轻人大吵，父亲发病入院，伟同在病房外忍不住向母亲“出柜”(公开自己性取向)，谁都不知道老爷子听得懂英文……

故事的最后，李安以他气定神闲的“平衡”，贡献了一个中西合璧的“大团圆”：父亲默许了，葳葳决定留下孩子，三个人共同承担。这是一个极具象征性的慢镜头：年迈的父母在晦暗的通道里远去，在三位小辈眼含热泪的注目下，戎马半生的老人在机场安检口高举双手。古老的父权和习见，在现代的情境下“投降”了。

由于采访的艰难，我们无法得知新生命的到来，会不会也导致阿光与男友关于“忠诚”问题的激烈争辩，如果有，会不会也像《喜宴》那样最终得到“平衡”。

但对于阿梅来说，他们三人的未来，孩子的未来，一切才刚刚开始。

惨烈的对峙

同性恋一度被视为“变态”、“疯淫”，备受歧视

据估算，约有八成同性恋者，不堪重负，最后被迫与异性结婚

由于婚外高危性行为，男同结婚后可能把HIV传播给无辜的妻子

“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对于阿梅的选择，李银河给了这样的评价。

这位近年因“出位”性学言论屡屡刺激国人神经的女学者，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和她的丈夫王小波一起，最早在国内开展同性恋亚文化研究。那时候，同性恋还潜藏在社会的冰山底下，有时只能到公厕、公园等“渔场”秘密行动。北京天安门广场东西两边的公厕在圈内最为著名，王小波据此还写出了著名小说《东宫西宫》。

持续多年的关注和同情，让李银河深明这个群体的艰辛与苦难。

国际公认的调查结果认为，男同性恋者(含男双性恋者)占成年男性的百分率通常是2%-5%。而根据著名同性恋研究专家、青岛大学医学院张北川教授2002年的估测，中国有男同接近2000万，女同一般是男性的1/2，男女累计近3000万。

尽管中国古代已有“龙阳”、“断袖”的传说，乃至明清有“士大夫养相公”的癖好，但同性恋始终处于中国主流文化之外，被视为“变态”、“疯淫”。而且上世纪80年代国外“同性恋感染艾滋病”的事例，更让这一人群备受歧视。

而客观上，由于难以像异性恋者那样有婚姻保障和社会祝福，令同性恋群体存在多性伴、少戴安全套等现象。根据最近调查，深圳娱乐场所三成男同的性伴侣超过10个。再加上肛交这一特殊性交方式容易造成破损，导致男同的艾滋病感染率较高，目前广州等地的抽样检测阳性率约为2%，而国内个别地区针对MB(Money boy，指向同性提供商业性服务的男同)的调查检出感染率更超过10%，触目惊心。

而同时，在强大的世俗压力下，据估算，约有八成同性恋者最后被迫与异性结婚。“只要结了婚，就不再有人怀疑你。”

不少中年同性恋者坦承，为了排遣内心的痛苦和寂寞，结婚后他们会时不时到“渔场”或者同性恋网站交友。有些还像电影《断背山》里的两个男主角杰克和安尼斯一样，定期悄悄和昔日“爱人”聚会。在这漫长的生涯中，不仅自己备受道德和精神上的折磨，他们各自的妻子儿女也受到巨大的伤害。

“为什么都关注同性恋者，而不关注一下我们做妻子的痛苦？”此前广州媒体有关“同志”的报道引起了很多讨论，有位读者张女士就曾打电话向本报记者哭诉。她是在和丈夫结婚后才发现丈夫是同性恋的，十几年来，多次的争吵和承诺始终无济于事，她还是发现丈夫在外面有男性伴侣，而且经常更换。“有时我真想拿把刀子把他杀了。我想离婚，但又怕伤害到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