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婚姻对夫妻两方来说，实际上就是地狱。”张北川感叹说。

他知道最残忍的例子，发生在北方某城市。一个男同性恋者结婚了，等到妻子怀孕后，他就再不和妻子发生性关系，因为他本身就对女性没性趣。但是他内心又很愧疚，就在家里“当牛做马”来补偿妻子，周围邻居都看在眼里，觉得他是个好丈夫。但妻子非常恨他，先去找了情人，丈夫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后来妻子背着他把房子卖了，和情人私奔。私奔当夜，妻子趁他睡着给他被子上浇上了煤油，男的被严重烧伤。结果公安局来调查，邻居全部作证说男的很好，女的太没良心了。朋友去医院看他，这位丈夫哭着说：“我上辈子造什么孽了，让我是这么个人，还结了婚。”

令张北川忧心的还有，由于存在婚外高危性行为，男同结婚后可能把艾滋病传播给无辜的妻子，成为艾滋病传播的“桥梁人群”。

事实上，他已见过十几个这样不幸的家庭。

互助突围

国内“互助婚姻”是1999年最早由南京的金先生提出来的

据保守估计，全国已有500多对这样的先行者

“形式婚姻交友网友”遍布深穗佛汕等地，以男同为主

为了不再重复这样的悲剧，“互助婚姻”就应运而生了。

在圈内人士的指引下，记者登录了好几个“形式婚姻交友网”。就广东网友而言，遍布深圳、广州、佛山、汕头各地，动辄几百人，多是“70后”一代，以男同为主。上面不仅有详细的个人条件、交友要求，有的甚至配上照片。

据了解，在国内最早提出“互助婚姻”这个概念的是南京金先生。金先生1999年从国外回来的时候，面对家人催促结婚的要求，想到在国外同志圈中流行的男女结伴情况，于是请求张北川教授在其编辑的《朋友通信》上发布了一条消息，希望寻求能够适合条件的“拉拉”结成家庭。

“他们只是借助婚姻这种形式作壳，来抵挡家庭和社会对其婚姻方面的要求。”根据圈内人士保守估计，全国已有500多对先行者。目前的模式有紧密型、松散型、半松散型。紧密型像正常夫妻一样，住在一个屋檐下，但可以带各自的伴侣回家；半松散型基本上是一人有一套房子，彼此定期同住几天，过年过节正常回家。很多年轻人提倡的是松散型，各自过各自的生活，逢年过节或者家里有事需要出现时，双方才一起共同露面，平常保持朋友或者协议的关系。

对于这种“互助婚姻”的道德争议，阿梅曾有过酣畅淋漓的“宣言”：

“客观地讲，我们这样做当然是非常不诚实，肯定不诚实，首先就是欺骗了国家婚姻法，欺骗了民政局。然后我们也欺骗了我们的父母家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老师……

主观地讲，我们这种欺骗是善意的。我选择合作婚姻主要就是为了我父母亲，其他那些理由只是微不足道的。我承认合作婚姻只是一种妥协，相对两全其美的妥协，好过和异性恋者结婚去害人家，也好过‘出柜’气死我家老头老太太。我是准备等父母离开后对我哥‘出柜’的。

我可能天生有小混混的特质，就觉得我们这样和主流社会‘斗智斗勇’，挺考验我们同志的智慧的。窃以为只有那些有勇有谋的同志，勇于开拓和实践的同志，那些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同志们才能于夹缝中求生存，美美地过上一辈子。”

但孩子的出生给这种“完美”的模式也带来了新的问题，接受采访的同性恋圈内外人士表达了另一种担忧：孩子出生后，这种特殊的家庭会不会给孩子的成长产生不利影响？“你是不是有两个爸爸两个妈妈”这样的问题孩子怎么回答？成年人或许能顶得住世俗的压力，但当这种压力甚至是歧视施加在孩子身上时，是可怕的。

“如果只顾自己的选择，对孩子来说是自私的。”这样的声音在本报关于“艾滋妈妈”生子的报道中也突出存在。确实，这不单是技术问题，也必须面临伦理的多重拷问。

和解，还是未解决

互助婚姻并非同性恋者的理想天堂，也不是每个人都适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