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以后，下注越来越大，却“总是输得多赢得少”。去年三四月间，顾云贵连续数期押单，一个多星期里输掉了9000多块。

在此之前，顾云贵在老师们眼里是一个聪明的孩子，成绩常年保持在年级前十位，尤其擅长化学。“我以前的梦想是当一名化学家。”顾云贵说。

事实上从高二起他就没有读书了，他放弃了自己的“化学梦”；他把父母给的学费全部投进了“六合彩”，还包括父亲给他考驾照的2000块钱；他向几个亲戚都借了钱，还欠了一个庄家将近两万元的债。

“毕节一定要守住”

今年春节过后，一个“六合彩”欠债者的小孩被人劫持，挂到县城中心一座过街天桥上，直到买家拿钱换回了孩子。刚好路过的顾云贵在人丛中目睹了这一幕，他吓坏了，“我欠了那么多钱，他们会把我怎么办？”他赶紧悄悄搬到了现在的出租屋里，断绝了和以往几个相熟中介的联系，白天睡觉，晚上才出门活动。他也不敢回家，只是偶尔和弟弟打个电话，给家里报个平安。

他仍在关注六合彩，只是实在缺钱，很少下注。但现在，在连续6期出双，连续12期出红蓝波色之后，顾云贵觉得机会又来了。“出单和出绿波的可能性很大，押中了我就能翻身”。

但问题在于，由于欠债和“消失”，顾云贵在中介和庄家那里都失去了信誉，而且他没有现钱。他需要寻找能信得过他，并且愿意记账的中介。

与顾云贵持同样看法的还有“川味”饭店老板娘李云(化名)，“连续6期双，从现在起包单，运气不太差的话，坚持两三期就能赚。”

李云的“方法”其实更像是“教训”。她曾经玩得很大，饭店是今年刚开起来的，在开饭店之前，她经营着一个运输车队。

“那时候买得大，”李云回忆说，“输多赢少，输起来快得很。”每当开码的时候，李云就在电脑前盯着屏幕坐立不安，“一会儿手脚冰凉，一会儿满身是汗，等码那段时间最难受了。”

号码一开出来，李云就开始算：“赔出去一辆面包车了”，或者是，“又赔出去一辆卡车了”。

在车队还剩下两辆卡车的时候，李云收手了。她卖掉了车队，租下现在的店面开起了饭馆，生意不错。“看准时机”的时候，也下点小注。这一次，她准备“一个号投100块钱”，24个双号，合计下注2400块。

“下注要赶快。”李云说，“好多人都赌这期单，晚一点庄家就不接单了。”

顾云贵和李云只是整个镇雄及相邻县乡无数码民中的两个。在镇雄流传着这么一个顺口溜：“相见不问好，开口说生肖，上期已出牛，今日该马跑，输者长叹息，赢者怨注小，田亩少人耕，沃野生蒿草。”

而镇雄某中学一名学生做的一次调查显示，随机发放的100份问卷中，有92名学生承认自己曾经买过“六合彩”，94名学生承认家人和朋友中有人在买“六合彩”。

在镇雄以及相邻的贵州毕节，“六合彩”正呈泛滥之势。根据《毕节市公安局打击六合彩赌博活动的情况汇报》，仅毕节就有6个乡镇26个村出现“六合彩”；其中与云南镇雄相邻的清场镇有9个村54个村民组1000余人涉赌。

“毕节一定要守住，不然就要向整个云南和贵州扩散。”毕节市公安局局长陈学银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向西的路径：“找到集体生活的感觉”

“喂猪养牲永受穷，不如特码来翻身。”这是镇雄县以勒镇庙梗村农民陈章仁生前常说的一句话。

今年2月，春节刚过，55岁的陈章仁在家中吞下一包毒鼠强，随即死亡。这个指望“特码翻身”的原本老实巴交的农民，身后留下7万多元欠债。

在庙梗村，买码输钱的并非只有陈章仁一个。“你看看山上抛荒的地，”村干部朱绍华愤怒地说，“都疯了，地也不种了，猪也不喂了，就指望买码翻身！”

但陈章仁们自有充足的理由，“种地能赚多少钱？”在庙梗，一个农民给自家算了一笔账：4亩地，山地贫瘠，一年收2000斤麦子；再种点苞谷，一年也就1000斤；山地上种不出菜，唯一能长的洋芋，挖出来只有拇指大小。“除了自己吃的，也就刚刚够化肥钱，养猪都不够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