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子的故事在各个地方均有传闻，版本不同而已。但北京大学中国公益彩票研究所所长沈明明愿意相信大多数彩民是理性的。他曾经到过福建进行调研，发现问题赌博只是少数，“如果从来没有人中大奖，都是骗赌卷款就逃的，农民们会一直买下去吗？”

“邪 教”

广东省是国家公彩第一大省，同时也是地下私彩的重灾区。据广东省农调队2003年底对全省29个县2460户农户进行的问卷调查，该省当年农村购买私彩金额达到33.2亿元。

受损的不仅仅是公彩老板和国家的彩池，潮阳市2001年全年GDP下降21.0%，成为广东省负增长率最高的县级市。

“六合彩”长驱直入，速度之快范围之广，令地方政府紧张。毗邻广东的湖南省，30多个县市“受灾”，当地媒体称之为“经济邪教”。

银行直接感受到数字的滑落。湖北枝江市某镇信用社统计显示，“贷款信用率明显下滑，按期还款率下降10%”。该市七星台镇流传一种说法：赌码让七星台经济倒退了八年。

尤其是农村的金融机构，广西大化县工商银行、农业银行、邮政、信用联社四家金融机构在2000年时城乡居民储蓄存款总额约为4.3亿元，自2002年三年从跌破4亿元，到缩减为2.1亿元，直到4472万元。

彭心安相信“资金外流非常厉害”，在福建闽南和广东潮汕地区，地下钱庄并未被完全禁绝，而来自香港、台湾和广东的大庄家，很可能将资金借此迅速转移到国外，而这些动作，很难从正规的金融机构监测到。

政府账面上的数据，远没有民间各类悲剧那样令人“触目惊心”——彭心安说，“六合彩”最大的危害，是破坏了农村的社会经济秩序，农民荒废了耕作，家庭失去了和谐，传统的社会道德“灰飞烟灭”。

打 击

受灾严重的广东很早就展开了对地下“六合彩”的打击。自2001年底，该省公安机关展开“声势浩大”的打击“六合彩”赌博专项斗争，汕头和湛江等地还成立“打彩专业队”。当地一家媒体报道说，“广东经验是打彩良药”。

与之相应的是湖南各地的“打码办”(本报2004年7月8日曾报道)，该省自2003年2月展开对“经济邪教”的打击，半年查处地下六合彩7599起。

福建省警方自2002年底启动三个月的一波打击行动中，查获“六合彩”案件3626起。

2005年1月，由公安部等多部委组织的“全国集中打击赌博违法犯罪活动专项行动”，也“取得丰硕成果”。

彭心安说，公安机关的打击和宣传，从一方面确实改变了“重灾区”的面貌——“至少看不到人人谈彩的景象了”；“许多彩民也认识到这是违法的”。他持续的观察发现，地下“六合彩”并没有得到根治。网络和通讯等手段，使得“六合彩”更为隐秘。本报记者在互联网上，能搜索到上万个自称香港“六合彩”发行机构的下注网点。

彭心安说，从文化传统看，福建和广东沿海人群迷信心理较重，“六合彩”容易与群众的暴富心理结合，屡禁不绝一定程度“与当地执法部门打击力度有关”，“在六合彩泛滥的地方，基层干部甚至公安人员与庄家形成食物链”。《福建日报》也曾刊载“权威访谈”称，“基层不重视打击难”。

农村的治安主要依靠派出所维持，抓赌可以提成，“抓一次就罚3000元，显然，它会选择抓彩民而不是庄家，基层总要不断创收，不会断绝自己的财路”。

彭心安在调查中更发现，有些基层干部和干警甚至直接插手“六合彩”，这在当地称作“买好彩”：他们事先向庄家打招呼，但“号码随便挑”——奖金由当日庄家的盈利情况而不是猜码所决定。

“乡镇参赌最多，其次是县城”，而越是往上，“官赌”现象越少，对打击六合彩越是“毫不手软”。在彭心安看来，一旦跟利益扯上关系，打击手段就很难起作用，“除非上级领导机关叫你打”。

事实上，由公安部牵头的全国禁赌行动，重点打击的“五类人”包括“参与赌博的党员领导干部、国家公职人员、国有企事业单位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