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6月14日，200多个民警展开统一搜捕行动，分别在福州红太阳酒楼、新店镇盘石村、晋安区琯尾东新村、鼓山鼓四村等处，抓获刘必坤等20个犯罪嫌疑人。随后，警方又抽调近百名民警，组成审查、追捕、调查取证3个小组，又抓获陈某、何某等犯罪集团成员……至此，这一涉黑犯罪团伙宣告覆灭。

警方查明，刘必坤团伙成员案在广州被查获591起、在福州被查获48起、在兰州、上海被查获6起。

“哑巴帮”帮主的治帮策略

■对帮内成员

扒窃搞“业绩提成、分工”

刘必坤“哑巴帮”成立后， 随着团伙成员的逐步发展壮大，1999年开始，除3个负责后勤的人是正常人外（他们的职责是，为刘必坤翻译、开车、给外出偷窃“工人”订餐、买车票、带被殴打的工人去看病），其余成员大部分是聋哑人，或身体某些方面残疾的人，最高峰时团伙成员达到120人。

刘必坤实行严格的等级管理制度，他是“老大”就是团伙的总负责人，下设骨干、组长、工人等级别，所有的成员统一食宿、集中管理、集中培训，成员按每小组二至三人为单位，集体外出扒窃，作案地点大多是公交车、商店等公共场所，作案时极其隐蔽，分工明确，附近铁定有人打掩护。培训、分组后，团伙成员就会被分别派往广州、深圳、福州、武汉、兰州、上海、大连等全国各大中城市盗窃，如果所在城市“严打”，经刘必坤同意后，才可以转移到其他城市继续盗窃。

刘必坤根据各组“工人”技术水平，制定每天每人300元到3000元不等的盗窃任务。“工人”盗窃所得每天上交组长，由组长记账保管，再由刘必坤指派的财务管理人员，每月定期向各组收缴记账后，统一上交给刘必坤。

在这样的组织架构下，大把大把的钱，汇入了刘必坤的腰包，2000年收入大约80万元，2001年100多万，2002年300多万。

■对叛变手下

叛变的女成员被轮奸

刘必坤为了牢牢控制住“哑巴帮”，2001年春节前后，他定下了10多条严酷的帮规，之后每年春节前后，开组长会议时，刘必坤都会重申这些规定。一般都由刘必坤写纸条交给二号人物杜运利，由杜运利宣布给各个组长，再由组长们向“工人”宣布，公布后撕掉，怕被警察抓，留下证据。

森严的帮规中规定“连坐制度”，如组员逃跑，要扣除组长工资；手下被警方跟踪，组长要被罚5万元；规定不准私吞偷来的钱，不准加入其他扒窃团伙，违反者要被打或砍手；记账数额要全部缩小100倍，这样做即使公安抓到人，从账目上看数额，也不会严惩他们，以逃避或减轻处罚等。平时帮内成员有不听话、表现不好的，就会遭殴打、罚跪等惩罚，女聋哑人还会被侮辱、强奸。

2002年5月份的一天，刘必坤得知叛帮后加入南平赖建伟“哑巴帮”的女聋哑人敖某在广州后，即赶往广州，要求手下人狠狠教训敖某。刘与赖两人谈判后，赖同意把敖交还给刘，敖某被带到广州小组的租住处时，被责令裸体跪在大厅地板上，用烟头烫手和背，由于敖某一直不从，组长就指使在场3名“工人”，一起轮奸了敖某。敖某被迫重新回到刘的帮派。

■对其他帮派

挖墙脚吞并其他“帮”

慑于刘必坤的淫威，不少哑巴扒手不得不前来投靠。外地的哑巴扒手如果要来福州发财，必须事先和刘必坤通气，否则就不能“开工”，行窃时就可能挨揍，所以不得不加入福州“哑巴帮”，找个靠山，这样就有人为其壮胆、撑腰。与此同时，为了扩大自己哑巴帮的实力，刘必坤把目标瞄准对手——赖建伟的团伙。

2003年1月8日上午10时许，刘必坤的手下，在宁德市汽车站附近，发现正要坐车的赖建伟的手下，即上前拦截，并向刘汇报，刘即指示手下童某、谢某、吴某、杨某等十几个组长，与工人将赖的5个工人抓住，带到闽东大酒店的一个房间关押。下午，团伙成员龚某、谢某、吴某来到此酒店，龚在得知5人中的黄某是赖的情妇后，将其放走。随后，刘指使龚某将其他4人转移到吴某在宁德租住处，由吴安排人进行看管。当晚，刘驾驶轿车将四人押回福州，关押在新店镇自己的“监狱”里，其中三人在被关押了十几天后，被迫答应加入刘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