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企业征地的标准虽然低，但是所有手续都是合法的，该缴纳的款项都缴纳了。而现在的土地升值了，又要让企业追加征地再补偿款。这种‘杀富济贫’是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酷似‘江湖规则’。”一位关注当地征地“潜规则”的人士这样认为。

桥下镇政府一位副镇长接受记者采访时说，100万元不是征地再补偿款，而是让企业自己捐款，以用于村里的公益事业等，企业究竟拿多少钱有商量的余地。

“既然是捐款，就应该是企业自愿的，而不应该强迫企业拿钱出来。”胡理寿表示，“村里的一座过路桥是我修建的，这难道不算公益事业吗？”

企业捐款应该是自愿的，而不捐款的结果是被推倒围墙，对此，地方有关部门应该怎样作为？“事态发展到了这个程度，我看双方是否能坐下来谈一谈，最好能通过调解圆满解决好这件事情。村里的发展离不开企业，企业的发展也离不开村里的支持。”六岙村党支部书记徐祝祥此前对当地媒体说。

那么，如何才能从源头上避免出现“征地再补偿费”？有关人士指出：“地方有关政府部门在当初征地的时候就应该按照市场规律办事，不能让土地出让价格太低，以免留下后遗症。”

征地“潜规则”是“杀富济贫”

企业主认为，征地的“潜规则”其实就是“杀富济贫”。退一步讲，即便要“杀富济贫”，那么，杀哪些富谁说了算？济哪些贫、济多少贫谁说了算？

“这件事（企业围墙被捣）背后的一个深层次原因是利益分配的问题。”桥下镇政府的一位干部这样说。

温州当地的一位企业主说，征地的“潜规则”在当地很盛行。几年前，在企业征地的时候，地价很便宜。而现在，地价上涨了，企业又被要求再出一部分钱补地价的差价。拿这笔钱并没有正当的名目和手续，被称为“捐款”。其实，不管是“追加征地费用”还是企业自己捐款，到了最后企业都得掏腰包，否则企业将会“麻烦”不断，胡理寿的遭遇便是典型的个案。据知情人士说，由于存在着征地“潜规则”，致使当地一些企业不能顺利进行施工。“企业不能正常施工，就不能及早进行生产，没办法生产就没有办法给国家纳税，这样造成的损失会更大。”

“整个事件要追究原因，就是补偿不平衡。因为同期征地，有的企业给村民追加了额外的钱，但是胡理寿没有这样做，征地村民的利益没有得到兑现，他们就怀疑这100万元钱都被村两委干部私吞了，结果六岙村两委干部为证明清白，最终被村民‘逼上梁山’。”桥下镇一位镇干部如是说。

企业主认为，征地的“潜规则”其实就是“杀富济贫”。退一步讲，即便要“杀富济贫”，那么，杀哪些富谁说了算？济哪些贫、济多少贫谁说了算？

对于一个社会而言，公平的游戏规则是消解社会矛盾最重要的手段。然而，现在缺少的恰恰正是这一公平的游戏规则。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刚性程序、柔性执行”，为了不被“柔性执行”掉，企业不得不劳神费力耗财打通各个关节。比如说胡理寿的遭遇——六岙村的个别村干部自从他在当地投资办厂后就常向他索取各种费用，甚至打着“杀富济贫”的幌子中饱私囊。据反映，2005年6月，企业准备在规划红线内修建围墙，村长叶顺国等人向胡理寿索取20万元，最后经过一番讨价还价还是被迫拿了10万元钱之后才勉强让胡理寿修建企业围墙。此外，胡理寿还反映，六岙村书记徐祝祥曾向他“借”了15万元，今年4月5日徐要将15万元钱还给胡，胡没有接受，之后徐便将15万元送交了镇纪检办。

■声 音

富有不能被“消灭”

“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不是靠‘杀富济贫’就能解决的。”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曾这样说过。其实，贫富是不可能靠简单地“杀富济贫”来“均”的。如果这样“杀下去”、“均下去”，那么最终的结果只能是消灭了富有、“创造”着本来就贫穷的贫穷。

所以，与其“杀富济贫”，还不如建立一种良好的分配制度。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段应碧建议，要完善市场、搞好财富的第一次分配。市场是财富的第一次分配，要从根本上提高效率、搞公平竞争、提高资源的利用率。第二，要合理税收、搞好二次分配，在打击非法收入的同时，应当利用税收杠杆搞好二次分配，提供公共支持效率和分配的公平性、抑制社会的继续分化，实行促进税制，合理地把高收入群体的收入消解。另一方面，要通过扶贫与建立社会生产体系来促进社会的公平。此外，还要注重财富的三次分配，促进NGO及非营利组织的发育，特别是公益慈善性组织的发育，建立公民社会、促进社会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