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今年初，我盘算了一下，几年中付出的高利贷利息就超过了2000万元，但还是欠着超过2000万的本金。我打算把厂子卖掉，但一时没人要，没办法，我只能躲，过一天算一天。”说完，邓中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

　　邓中最后告诉记者，目前其总债务已超过5000万元，如果厂子不倒，不用付利息，再过10年，他是能够还清债务的。可现在，他根本无法在厂里进行管理，整天得应付一堆债主的“盯梢”。

　　金融掮客孳生土壤

　　类似邓中的故事在当地并不罕见。此前颇受关注的吴英案和杜益敏案，正是民间借贷资金链断裂的极端个案。

　　余杭区一位深知邓中情况的人士向本报记者介绍说，由于民间借贷需求的高涨，一大批中间人借此发家。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数年间积累起成百上千万的资产，并摇身变为“投资公司老总”，其投资公司暗地里依然以放贷为生。一名以放贷为主的投资公司老总曾对本报记者说：“500万元放出去，没几个月，几百万就到账了，这个钱好赚得很。”而且这些钱一般都是由熟人引荐的，风险并不是很大。

　　上述知情人士说，这种借贷资金主要有三种来源：其一是正常的民间资金，是“百姓手中的闲钱”；其二是普通居民用房产等作抵押从银行获取的贷款，每笔金额一般在40万元以下；其三是企业从银行获得的贷款，即一些本身资金并不短缺的企业，利用其在银行的信誉及固定资产等，贷出资金用于放高利贷，以赚取利息差。

　　邓中也默认这种说法，不过他表示，自从他这个事情出来以后，很多企业收敛了不少。同时，有着严格财务制度的大企业也“不屑于做这个”，目前主要是一些利润比较微薄、手中又有点闲钱的中小企业在做。

　　“浙江的民间借贷大部分依靠人际关系，一般只打个借条，借条上甚至连资金借出方的姓名都没有，利率更是只有口头协商或随行就市。有时，借100万元的高利贷，收款方实际只能拿到70万甚至更少，但借条上却依然写着100万。”钱梁律师说，这种“信用”符合个体私营经济资金需求短、小、频、急的特征，对它们的发展曾起到积极作用。

　　央行杭州市中心支行此前曾有一个测算，认为浙江的民间资本在7000亿~8000亿元。这部分资金，除了所谓的炒房团、炒煤团的传统投资外，都需要新的投资渠道。在借给陌生人“不放心”的情况下，金融掮客因为关系熟、信用好，就成了这部分资金的最佳出口渠道。

　　但这种借贷形式注定是缺乏法律和经济保障的，如任由其发展下去，“将可能冲击浙江省好不容易形成的比较良好的金融生态，不利于中小企业长期稳定的发展。”钱梁律师认为，有关部门应引起足够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