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荒背后的利益纠葛

　　如果把中国劳动力短缺，放在世界工业发展的进程中，就会发现这样的场景并不陌生。几乎各国的工业革命都会催生出这样一个劳工紧缺的阶段。但如何最大限度解放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并使其补充到我国的工业化大生产中去？其中所涉及的户籍制度改革，农村土地流转，都不是劳动力短缺这一个命题可以涵盖的

　　2004年,德国蒂森克虏伯在赫尔德区的钢厂,来了一群中国人，约有1000人。他们的工作是在两年内完成整个钢厂的拆卸。在废弃的厂房内，他们用夹层板搭起宿舍，一周工作7天，每天12小时。后来，一些德国工人和管理人员颇有微词，工人们才开始遵照当地法律，每周休息一天。最后，他们比约定的完工时间提前了一年。

　　更让德国人惊讶的是中国工人的工作方式。中国的拆卸队登上40、50、60米高处的无防护走道，攀爬扶梯和脚手架时，完全不用安全带。德国广播公司德国之声的记者在场的那天，看到一根细绳从98米高的赫尔德火炬烟囱顶上垂下，一个中国工人吊在绳子上。这位记者在新闻稿中问道：“中国杂技演员到城里来了吗？”

　　这种在国外引起轰动，被称为“终极中国外卖”的基层劳动力的干活方式，在国内到处发生着。即使是像杨玉红这样30多岁，生过两个孩子的女人，她告诉记者，在20层楼高的窗台上，探出大半个身子去擦外立面玻璃，惟一的防护不过是另一名女工用手轻轻拽住她的双腿。

　　“我们的价钱太低了”

　　实在没有料到，有一天，这些背着破旧的蛇皮袋，结伴辗转在各个城市车站的民工群体，会成为稀缺的资源。杨玉红说，她并没感觉到她对城市有多重要，她出来是为了赚钱。“在四川家里，时间就不是时间了，一天干不干活都过去了，但是在北京，每一天都得逼着自己干活。不然，房租，生活费就白扔了。”

　　离她工作的小区半里地有一排待拆的平房，那是杨玉红在北京的“家”。

　　这片房子有一种临时营地的氛围。大多数居民是农民工，他们分租一套房，做饭，洗衣，睡觉，都在一个单间里进行。一些出售便宜商品的买卖也在附近聚集，这是这些民工给当地经济烙上的印记。杨玉红常去的一个市场是垡头市场。她在这里买了一块钱的护肤品——郁美净，家里惟一的电器——300块钱的新电视，“组装的，但是还有牌子。”

　　杨玉红每天早上7点多去小区做家政，没有确定的下班时间，有时候下午6点还能接到新活，干完后就快晚上10点了。一个下午的两点，当记者见到她时，她刚开始吃一天中的第一顿饭：开水泡油条。如果愿意的话，她每周可以休息一天。杨玉红通常用这天做自己家的家务，洗丈夫沾满建筑灰尘的衣服。

　　这在到城市里讨生活的农民工里算境遇好的。在相邻不到一里地的一个工地，大部分建筑工人都是单身来的，他们住在10个人一间的临时宿舍里，由于没有洗浴设施，洗澡洗衣服都是大事。但他们对这些都不太介意。他们只是反复对记者说，“多帮我们这些劳动力宣传宣传，价钱太低了。”

　　虽然从2004年起，中国民工的工资在逐年增长，但是仍然处在城市中经济链条的最低端。来自安徽的建筑商王顺中掰着指头算接一个工程他要支出的成本：租用的灯光照明，塔吊，70多个管理人员，工资高一点的得给6000块/月，“晚完工一天，我就得损失两万。”来自安徽的建筑商王顺中说。相比之下，工人工资的涨幅不过是一天十几二十块。“这是小钱。”

　　但是，“这些人的生存条件，直接影响着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是否参与进来。”中国社科院劳动与人力资本研究室副主任都阳说。

　　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劳动服务中心主任王观玉认为，目前广东部分企业的缺工，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性企业中效率低下、工资调整空间狭小的企业。与中小企业缺工相对应的是，当地一流的企业并不缺工，尤其是为国际企业代工的工厂，因为这些企业的客户会对劳动环境有严格的要求，“这些企业招工，都会排着很长的队伍，厂里的人力资源主管甚至会将一些名额卖给中介，赚取利润。”一位知情者告诉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