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劳工研究与服务中心主任刘林平教授在他的研究中发现了另外一些导致结构性缺工的因素。刘指出，如果将农村地区外出打工的人员分布状况与打工目的地的正规工厂的人口分布状况相比较，这两种情况并不对称，“因此可以说，相当一部分的打工者，并没有去正规的企业工作，从而导致这种企业的用工缺口。”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这些企业对工人的年龄、性别过于“挑剔”，“比如一些酒楼、宾馆需要漂亮年轻女性做服务员，这种劳动力资源是绝对短缺的。”刘以此举例说。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不少打工者更愿意去非正规工厂就业，因为这些工厂虽然环境相对恶劣，但由于来单快，回款快，且没有税负和工人保障等开支，往往给的薪水较高。来自四川岳池的老卢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位。老卢的工作是做西装剪裁。工作地点不固定，“看单子，有时候在惠州，有时候又回到广州。”现在他在广州黄埔的工厂旁，住在和工友们一起租来房间里，他认为社会保险和工厂环境等远远没有多挣点现金实惠，“那些都是虚的，”多喝两杯后，他告诉记者：“凭自己这些年裁衣服的钱，二儿子已经快供上大学了。”

　　解放农民，下一步怎么走？

　　杨玉红和丈夫每个月的工资，留下400元维持简单生活，其他的都寄回乡下，用于支付当地农村的生活必需品，其中包括一些和传统乡村生活不一样的标准：比如建一栋两层的楼房，走亲访友要送的成件的苹果和梨，还有过节或请客时要喝的红酒，已经到学龄的孩子每天要喝的牛奶……

　　农村的生活正在好转。随着近年来政府提高粮食收购价和耕地补贴，2004年乡村居民人均年纯收入的增加值中，家庭经营纯收入的增加值占65.1%，比2001～2003年上升了34.2%。

　　“农民工愿意接受的最低工资取决于他们在家乡务农能够获得的预期收入，前者不能低于后者。如果他们在家乡务农的预期收入明显提高，那么资方就必须相应提高工资才能对他们产生吸引力。”商务部研究员梅新育说。按社科院的统计，以目前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农业生产尚需要近1.8亿劳动力。他们大都维持着小农经济的生产模式，重庆市荣昌县救灾办主任秦景英曾告诉记者，一工一农，一辈子不受穷，这是农民最有安全感的理想生活，也是大多数农村家庭的就业现实。

　　如何最大限度解放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并使其补充到我国的工业化大生产中去，这是一个亟待破解的难题。

　　过去的几年里，我国政府取消了农业税，重新定义了农业生产的自给自足政策，谷物和油籽不再完全依赖自己耕种而转向进口。这更有利于将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

　　但往下走就要复杂得多。早在2005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就在其首份中国农业综合研究报告中指出，中国政府应放宽对农村人口流动的限制，以帮助农村人口外流。这个提议在2007年的中国社科院的调研报告里得到了更细致的表述。都阳在报告中提出取消户籍制度上附着的城市人特有的福利内容，以此改变城乡二元化分割，让更多的农村劳动力以主人翁的姿态进入城市。

　　经合组织的报告里还称，中国政府应该明确农民对其土地的所有权，允许他们更为灵活地使用土地。这就涉及到另一个更广阔的领域：农村的土地流转和农地制度的改革探索。这些命题，都不仅仅是劳动力短缺这个困境可以涵盖的。

　　解决劳动力短缺的他国路径

　　如果把中国发端于2004年，蔓延在2007年的基层劳动力短缺，放在世界工业发展的进程中，就会发现这样的场景并不陌生。几乎各国的工业革命都会催生出这样一个劳工紧缺的阶段。这导致劳动力密集的低端制造业有一个世界性的挪移轨迹。“从美国到日本，然后是四小龙，现在是中国。”都阳说。

　　直到最近，中国的发展模式与亚洲其他新兴经济体并无二致：它是以廉价资本和廉价劳动力为基础，廉价资本来源于来自消费者，他们为解决自己养老和其他社会保障问题不得不大量储蓄，这些储蓄被国家用于提供低成本的信贷和资本支出。而廉价的劳动力则来源于长期城乡二元化分割，被封闭在回报率极低的传统农业部门的几亿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