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部下是马列主义，对自己是自由主义。满嘴的仁义道德，骨子里男盗女娼。”熟悉李大伦的政府官员都知道，这是他的长期作风。

肆无忌惮的权力寻租

“不能让干事的人吃亏，更不能让老实人吃亏。”李大伦经常在会上讲这句话，也是他所倡导的选用干部标准，而实际只有给他送钱的人和他的亲属才不会“吃亏”。许多与他走得近的干部无原则地受到了重用和提拔，而在搞民主推荐时，他则亲自出马为自己的亲信打招呼。“许多新提拔的干部大家以前都没有什么印象，”一位受过李大伦“处分”的政府官员告诉《法人》，“权力出租”现象在为官者的李大伦身上已经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

郴州市公安局一位领导告诉《法人》，李大伦曾经想把自己的一个亲信安插到交警支队做支队长，而在任的支队长又是一名工作过硬，在老百姓心目中口碑极佳的人。

于是，李大伦就把时任的市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曾锦春叫到办公室问：“老曾，群众对交警支队，特别是交警支队的领导有无什么反映？” 曾锦春如实地回答：“交警支队的各项工作都不错呀！” 李大伦又问：“这么大一个交警支队，难道就没有一点问题？我在基层搞调研时，怎么听到许多群众在反映交警支队领导的问题？”

曾锦春听了这话以后，终于心领神会，第二天，他就带着几名纪委的工作人员到交警支队“找问题”，首先把交警支队的账目全部给查封了，然后准备利用他熟悉的伎俩，对支队长进行“双规”。

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李日顺知晓后，当即告诫曾锦春：“你们不能这样搞哟，办案子不是你们这样办的哟。”同时，李日顺又找到了李大伦，示意他“整人”适可而止。最后，在找不到支队长任何问题的情况下，才把案子撤了。

为了达到自己任人唯亲的目的，李大伦总想方设法在找交警支队的麻烦。

直到坚持原则的李日顺不得不再次找到李大伦进行严正交涉。李大伦才做出了少有的一次让步。

相比之下，更多的基层领导则尝试到了“与李大伦顶着干”的苦头。原郴州市公安局长孙湘隆，因为敢于跟李大伦叫板，就曾经多次面临被免职的风险。

在郴州官场还有一件广为人知的事情。桂阳县的“四大班子”要新建办公楼，总预算资金为1.6亿元，而李大伦擅自将这项巨大的工程承揽给他生意场上的朋友邢立新。桂阳县一位领导由于在工程上不听李大伦招呼，令李大伦很不爽，很快就被调到另一个小县任职。李随即任命他的一个老乡(原湖南省某副省长的秘书)接替该领导职务。最终，这个工程的决算价格比预算高出6000余万元。

据《法人》获悉，以李大伦为首的“郴州窝案”暴露以后，许多被李大伦“处分”的干部已逐步恢复到原工作岗位，同时也牵涉出158名“问题”干部受到法律追究或接受调查，李的1765.2958万元无法说明来源的财产多为“卖官”的收益。

从“捞政绩”到“敛财”

直到被“双规”前夕，57岁的李大伦还在梦想着从市委书记的位置上退下后，能在省里“捞”个职务安度晚年。一位知情者告诉《法人》，李大伦是从“捞政绩”没有满足自己的心愿而逐步走上了“敛财”的道路，到后来几乎到了疯狂的地步。他自己交代，“郴州窝案”中的雷渊利(原郴州市副市长)已经被捕以后，他还在接受别人的钱财。

据了解，2002年湖南省推荐省级干部，而李大伦则榜上无名。至此以后，他就开始闹情绪，经常在一些公开场合散步消极言论，埋怨组织对自己不公。同时，千方百计作假，捞取个人政绩。

为了达到财政收入“年年全省第二”(长沙第一)，他指使财政部门层层下达不切合实际的指标，导致地方政府的许多部门弄虚作假成风，他还要求每年上报给省里的财政收入数据尾数必须是“8”字。由于我国实行的是“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所以郴州就形成了“饿着肚子为李大伦争面子”的财政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