郴州市委一位中层干部告诉《法人》，2002年，湖南省的一个会议在郴州召开，当时郴州建了一个花卉基地，但尚未种植花草。李大伦为了赢得与会者的赞许声，居然耗巨资数百万元从广东运来大量的花草摆放在花卉基地，临时营造了一个参观点。

李大伦虽然使尽手腕捞政绩，但仕途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理想。于是，他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开始越位，以至扭曲。他的主要工作变转向“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并提出了“郴州要做粤港的后花园”的口号。

在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的郴州，李大伦成了“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的最高决策者，即便决策错误，也得贯彻执行。所以一些老板就千方百计地打通关节找到李大伦，并与他的“最高决策权”形成一桩桩的交易。

在李大伦的直接关注之下，常德商人邢立新承揽数亿元工程，获取了巨额的利润；港商张锡明仅在承建兴隆步行街一个项目就获利上亿元。

李大伦并不糊涂，他也并不想造就这么些亿万富豪。用他自己的话说：不少人挖空心思利用我手中的权力为他们赚钱，他们“四两拨千斤”，送小钱赚大钱。但是，李大伦面对这些“小钱”诱惑的时候，没有刹车，而是越陷越深。

在铁窗里面，他终于悟出了这样的道理：权力是柄双刃剑，权可变钱，钱可毁权。

重新审视“污点证人”

在李大伦涉嫌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一案中，将其“拉下马”行贿人员高达数十人，几乎无一例受到法律追究。

我国《刑法》第86条第一款规定：“犯罪分子有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查证属实的，或者提供重要线索，从而得以侦破其他案件等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这些行贿李大伦的不法商人当初为了利用他手中的权力获得非法利益，不惜利用一切手段对他腐蚀，一旦东窗事发，就以“揭发他人犯罪行为”得到法律的宽容，而达到逃脱法律追究的目的。

这类行贿官员后又揭发官员的人在西方被称之为“污点证人”，在香港电视电影中经常看见，在中国大陆现在没有“污点证人”这一法律概念。

法律对这类“污点证人”的宽容，从客观上助长了腐败之风。他们今天行贿这个官员，经他们的“检举揭发”，该官员受到了法律的追究。由于法律对他们的赦免，在利益的诱惑下，他们明天还会将其他官员“拉下马”。

有关专家认为，“污点证人”作证的交易豁免虽有迎合对抗式审判方式需要的动因，却又与该审判方式之间存在冲突。原因在于，它只是应侦查机关、检察机关控诉犯罪的需要而产生，与对抗式审判方式所需要的控辩双方平等武装的格局不相一致，而且它的实行会进一步导致控辩双方力量的失衡。控诉方可以用“污点证人”作证豁免的办法鼓励“污点证人”作证，获取控诉证据；而相对应的辩护方则无奖励证人作证的特权，在获取辩护证据上显然困难会大得多。在行贿受贿案件中，除了行贿者与受贿者的言词之外，难以有其他更有力的证据予以佐证，法庭如一味地相信并采纳污点证人的证词，就极可能造成错案。因为在关系自己生命自由财产等重大利益的关键时刻，“污点证人”为求自己的解脱或少受损失，诬陷他人，转嫁罪责的可能也难免存在，司法机关很可能会掉入“污点证人”的圈套。

据《法人》调查，在李大伦受贿案、郴州市副市长雷渊利受贿案、原常德市纪委书记受贿案中，同时出现了一个共同的行贿者——港商张锡明。

事实证明，张锡明由于检举揭发了他曾经行贿的这三位官员而未受到法律的追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