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辩护过程中，崔英杰的律师夏霖当庭为崔英杰发表了声情并茂的辩护，他在法庭上说：“我们的法律、我们的城市管理制度究竟是要使我们的公民更幸福还是要使他们更困苦？我们作为法律人的使命是要使这个社会更和谐还是要使它更惨烈？我们已经失去了李志强，是否还要失去崔英杰？”

和谐社会

城市和小贩最终需要什么

当这个轰动全国的大案审结之后，当我们审慎地把这个案子放在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之下进行考量时，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同情，而是应当考虑李志强和崔英杰如何达到某种“和谐”。

我们无法忘记崔英杰在法庭上流下忏悔泪水时说的话：“我没有文化，不懂技术，来北京是想用自己的双手谋生。我在一家公司当保安，发不了工资，只好摆个摊卖烤肠。我不是个十恶不赦的人，我不是故意要杀他的，我对被害人家属表示深深的歉意，我愿意承担责任。”

崔英杰需要的和谐，也许仅仅是他沾满烤肠油渍的手接过的那几块钱。而李志强需要的和谐，是这个城市的街道不再那么杂乱、拥堵。他们需要的和谐都没有错，他们只是在错误的地点和错误的时间相遇而做出了一件错误的大事。但是，我们相信，一定会有一种甚至很多种办法来消解这种“猫”与“鼠”的对抗。

城管所面对的大多是从事个体商贩的老百姓。城管作为政府的派出执法人员，理论上应该是“公仆”，理论上必须像对待自己的父母那样对待无权无势的老百姓。城管是人民政府的代表，所以必须用善良的心态，以规劝的方式，热情而妥善地处理这类事情。

我们不能对李志强的殉职说三道四，因为他毕竟是一个尽职尽责的城管队长，他为我们这个城市的秩序付出了他的努力，我们必须对李志强表示无限敬意。崔英杰杀人，就应当为自己的犯罪行为负责。我们该反思的是，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悲剧？怎么才能不再发生这样的悲剧？

在此案前后，媒体也曾报道过多起城管及其他部门执法过程中的突发事件。本案暴露了以压制性手段进行城市管理的制度漏洞和突出矛盾。从更深层意义看，我们还可以说它反射出社会变革中公权力和私权利日益尖锐的冲突。李志强和崔英杰正用自己的遭遇推动城市管理理念的改变进程。在李志强被杀之后，包括上海在内的许多城市，对于小商贩的管理政策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些城市划出专门的区域供小贩摆摊。北京对于小商贩的经营管理也缓和了许多。

毫无疑问，崔英杰杀人有罪，他终究要为自己的冲动不冷静付出代价。但是，我们不能因为给崔英杰判了死缓就忘记他那挥出的一刀，那是一把刀吗？那是一声生存的呐喊，一个让人泪下的对于和谐的呼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