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东董念刚认为：这是一个女儿嫁两家，拍卖了一次的企业怎么能再卖一次？

“2002年，我们的企业资产已近4000万元，如果再加上厂区100余亩土地的资产，我们已经是个拥有6000万元资产的企业，榆次区经贸局以不足1／8的价格低价出让，却给人以汇隆公司背负债务的错觉。”张春江说。

“几千万元的一个企业怎么只卖800万元？拍卖前进行评估了吗？”股东张艾军说。

尽管职工们曾多次以过激的手段要求停止拍卖，但都没能阻止拍卖的展开。

2002年10月31日，“二次拍卖”开始。参与竞标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安练平，一个是王金保。由于王金保在拍卖的前一天被榆次区企业改制领导小组取消了竞拍资格，所以在无竞争对手的情况下，安练平以800万元底价购得了汇隆公司。购买之后，安练平将汇隆公司改名为“科迪尔造纸有限公司”，并归还了400余名股东7年前的入股本金，但没有分红。400余名股东立即变成了打工仔。

新公司成立后，原汇隆公司185名股东首批失业。

2007年7月20日，记者见到原汇隆公司的股东康彬，她是185名下岗职工之一。清扫马路的她刚回家，她下岗后已经找了好几个工作。

“公司被拍卖后，我彻底下了岗，到处打零工”。这个1984年就进入榆次市造纸厂工作的老职工，就这样永久性地失去了工作18年的岗位。

法院判定“33号文件”违法

“一个区级政府这样做，我们几百个股东实在无法理解”。张春江开始着手诉讼，矛头直指“33号文件”。

2002年年底，张春江将榆次区经贸局、榆次区政府及收购企业的安练平告上法庭，要求认定榆次区政府的行为侵犯了企业财产所有权，请求法院“归还企业”。

虽然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但张春江怎么也想不到：为讨一个说法，他已经付出5年光阴，而且官司远远没有结束。

“请了3拨太原的律师，才得以立案”。当年，“立案就费了牛劲”。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与重审，都判决榆次区政府与经贸局拍卖企业行为违法，责令二者“采取相应措施补救”。

但“法院判案语焉不详，他们该如何补救，让他们赔偿也得有个数吧”，张春江最后上诉至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2006年11月，山西省高院作出终审判决：确认“33号文件”违法，榆次区政府拍卖企业属于行政违法行为。

山西省高院认为，榆次区政府无规范破产的行政职权。根据我国破产法规定，破产宣告权属于人民法院，对于已经进入破产程序并经清算和裁定终结的破产案件，政府及其所属行政部门无权干预。原榆次造纸厂经法院宣告破产并裁定终结审理，而榆次区政府却在6年后将已破产的企业及破产结束后新组建的非国有企业以“规范破产”为由“收回处置”，属超越职权的行政行为。

山西省高院同时确认“33号文件”系违法出台。“33号文件”的依据是晋中市委、市政府办公厅《关于继续推进中小型国有企业改制的若干意见》，该文件是针对中小型国有企业改制提出的意见，而汇隆公司并非国有企业，不适用该意见。所以，“33号文件”无法律依据，属适用法律、法规错误。

山西省高院还认为，榆次区政府一系列行政行为程序违法：“33号文件”是2002年9月10日出台的，而榆次区四套班子于一个月后才召开联席会议认定文件中的相关内容，属先裁决，后认定事实，程序违法；区经贸局9月20日委托榆次区产权交易所办理产权交易业务，9月27日发布了转让公告——但早在9月23日，产权交易所即收到了安练平购买企业的保证金200万元，程序明显不当。

对此，原汇隆公司法人代表张春江认为：这种做法不仅程序不当，而且是暗箱操作。转让公告还没发，安练平怎么就知道要拍卖这个企业呢？他怎么能知道拍卖的保证金是200万元呢？转让公告在发布前应该是很少的几个人才知道的秘密啊。

另外，山西省高院认定，汇隆公司职工身份已全部置换，不是国企职工，而是股份企业的股东。省高院认为：职工身份置换应以企业性质变化而定。这些职工因其投资入股行为及所享有的配股权，已成为非国有企业汇隆造纸有限公司的股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