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专家却敏锐地发现，《通告》和《细则》中并没有规定在病人尚未稳定病情的时候，谁来通知家属。

技术层面：立规明确部门责任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沈岿的看法是，单就《通告》第三点规定而言，案例中负责与家属联系的，应当是民政部门，而不是公安部门和医院。但民政部门要履行“查找并通知亲属”的义务，前提是必须与精神病人直接接触。也就是说，要么通过加强信息沟通，规定其他部门在实施救助、救治的同时及时通知民政部门；要么明文规定除民政部门有责任联系亲属以外，其他部门在实施救助、救治时也有同样的义务。

《通告》和《细则》都没有充分考虑到，民政部门履行通知亲属义务所必需的前提——信息充分。这个在制定规则的疏忽，并非广州仅有。

民政部等6部门去年联合发布的《民政部、公安部、财政部等关于进一步做好城市流浪乞讨人员中危重病人、精神病人救治工作的指导意见》，其中规定也只是让民政部门负责甄别和确认病人身份，并没有进一步明确民政部门是否有义务联系亲属；更没有规定有关部门将流浪乞讨病人送到定点医院救治后，定点医院是否有义务甄别、确认病人身份并联系亲属。

观念层面：救助是服务非恩赐

作为最先接触赵美洁的部门，航站派出所负责人表示，“往医院送人是要增加我们工作量的，我们又不赚钱”，面对赵美光的询问，警员说，“本来很小的一件事，你们来来回回折腾搞得大家莫名其妙”。院方一直强调自己是免费医疗，医疗费用是政府出的。

沈岿强调，救助流浪乞讨的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危重病人、精神病人和传染病人以及其他行动不便的人，是国家所应当承担的积极服务义务，在当代行政国家、福利国家中，这是政府和其他法定机构(如医院)的义务，而不是可有可无的恩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