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0月17日，翼城县公安局侦查终结将此案移送我院审查起诉，审查认为，李文兵、李爱忠的行为构成犯罪，提请检委会研究决定。2003年4月23日，检委会研究决定对其他被告先起诉，对二李的四种意见请示省院，省院认为：二李行为不构成犯罪。”

这份情况报告说检委会当年认为二李行为有罪的意见占四分之三。这四种意见分别是：不构成犯罪；构成故意伤害犯罪；构成聚众斗殴罪；构成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

这份文件是在督办的情况下作出的，起因是一家媒体的调查。

今年4月19日，临汾市检察院又将原案卷从市中级法院调回审查。一个多月之后，检委会最后认为：二李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应追究其刑事责任，由翼城县检察院依法按程序办理。

历经5年的伤害案，到这里并未尘埃落定。《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8月3日来到临汾就被市检察院告知：此案已经启动程序，但中途山西省检察院来通知，把所有案卷调到省院，此案的程序处于暂时中止状态。暂时到什么时候，现在还不知道。

法院判决的背后解读

一位当地的律师看到这份判决书后说，“尽管”两字背后，都是文章：既有认定二李指派的话——这相当于变相说二李是该案主犯，又不露痕迹。合情合理——合情合在以后对人对己都有交待，合理合在此份判决绝无问题，程序合法。

在多数情况下，反复就是复杂的代名词。这个案件时间之长、反复之多似乎能说明这个道理。

迄今为止的案件整个过程，焦点都集中在李文兵、李爱忠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问题上。

现在看得见摸得着的只能是法律文书。较早在程序环节内作出的正式法律文本，是临汾市检察院的撤销逮捕决定和临汾中级人民法院的刑事判决书，二者的措辞看起来都显得意味深长。

在2003年对“5·19”案件的刑事判决书中，临汾市中院在“本院认为”之后写道：“山西省临汾市人民检察院临市检刑诉（2003）51号起诉书并没有指控李文兵、李爱忠犯罪，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尽管可以证实五被告到蟆沟煤矿系受李文兵指派，但案外人的地位及作用不能成为被告人推脱罪责的理由……”一位当地的律师看到这份判决书后说，“尽管”两字背后，都是文章：既有认定二李指派的话——这相当于变相说二李是该案主犯，又不露痕迹。合情合理——合情合在以后对人对己都有交待，合理合在此份判决绝无问题，程序合法。但他同时说，“这相当于给检察院来了个‘绵里藏针’”。

在临汾检察院撤销对二李的逮捕决定中，开头是“我院根据省人大、省检察院的批示，调卷审查了你院……”上级检察院对下级院负有业务指导责任，撤销下级逮捕决定也是正常的，而在行政文本中并未做格式规定。在这个短短一百多字的文本上，用这段话清楚地交待了之所以调卷的原因。

依照该律师的“绵里藏针”逻辑，当初，这个案件，法院“推”给了检察院，检察院又为“推”给上级检察院做了伏笔。而这次复查，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又把全部案卷调回。

这个县级辖属案件从始至终，都有省检出现。如果知道当初山西省人大和省检察院对此案究竟作了怎样的批示，这个案件或许有理清来龙去脉的希望。《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做了多方努力，但至发稿前仍未看到批示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