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接待过一位少将，他不敢坐在我的上边，只要我坐在上边的话，他一定会自动地坐在下边。当官的坐在他的旁边，其余的全部都要在外边站着。”

在孔德墉15岁时，曾到日本宪兵队过春节，为了表示敬意，日本人请来女人伺候就餐，别人都配的是一个女人，而给他配的则是两个女人。后来，他才知道这些女人全部都是“慰安妇”。

的确，相对外面的战火纷飞，孔家大院确是一片平和景象。大院里的生活衣食无忧，平静安稳，每天吃着炒菠菜、炒肉丝等四菜一汤组成的“高级农村饭”。孔德墉大部分时间也都是住在孔家大院里，平常也不出去。如果想玩的话，大院里面就有个很大的后花园。

随波远行

按照规定，孔府大院的后裔子弟都要到私塾里念书，孔府也是中国最大的私塾。孔府有个后花园,一棵千年何首乌，一株五柏抱槐，一幅 “金光大道”的壁画等，组成了孔德墉念书时的记忆。

所有孔氏贵族的孩子都要到私塾里去研读《四书》、《五经》以及练习书法，每天的日程安排得非常有序。早晨六点多起床，八点钟到学堂里跟老师一起吃早点，然后跟着先生摇头晃脑地诵读圣贤经典。教书先生是前清的一位学识渊博的翰林。

长期深居于深宅大院，孔德墉心中反而生出了许多对外界的向往和冲动。

孔德墉在私塾诵读圣贤经典、练习书法的同时，他还抽出时间，跟曲阜师范学校的一名音乐老师学习钢琴，他凭此走出了幽深的孔家大院。

1945年，他考上北京国立艺术专科学校音乐系，那年他刚满18岁。他把这次“出走”称为“人生的转折点”。

他刚离开孔家大院8个月的时间，曲阜就解放了。但他与家人完全失去了联系，这意味着失去了经济来源。幸好他后来获得了奖学金才没再那么辛苦。

“我在孔家大院里禁锢的时间太长了，所以我出来后觉得什么都是新鲜的。”

1950年10月，他被分配到了中国音乐研究所里工作，他最得意的工作成绩便是创建了“中国音乐陈列馆”。

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全国爆发“破四旧”、“批林批孔”运动，曲阜被高音喇叭中的政治口号所吞没，大字报贴满大街小巷，《讨孔战报》是当地最流行的读物。“三孔”（孔庙、孔府、孔林）则在谭厚兰带领的200名红卫兵的打砸声中破碎。

身为孔子的后裔，自然难免受到批判和牵连。他被发配到天津静海“五七”干校做食堂管理员，跟华君武、赵寻、钟灵、吴祖光、丁聪、冯牧、郭小川等一大批文化名人一起接受“审查”和“改造”。孔德墉与这些文化名人的关系很好。

1980年2月，孔德墉离开大陆，前往香港定居。

千年梦想

“文革”结束，坚冰开始松动，对孔子的评价也从阶级斗争的层面回复到正常的文化形态。

1987年9月，中国孔子基金会名誉会长谷牧和会长匡亚明提出要续修孔氏家谱，认为这是继承传统文化的问题。1992年，曲阜市请示了国务院台湾办公室、中央统战部，同意修谱。

但问题是，嫡传长孙孔德成已于1949年随国民党政府迁居台湾，孔氏在大陆已缺乏最权威的代表。

经过争取，孔德墉于1996年9月底获准前往台北拜会堂哥。孔德成表示赞成修谱，但具体操作事宜由孔德墉代劳。1998年，孔德墉在香港注册了《孔子世家谱》续修工作协会，为方便认证调查工作，续谱办公室设在山东济南。

从1999年起，　他与家住济南的孔德威、孔德宏按照《民国谱》上记载的地址，给各地大量写信，收信人为“孔氏族人”，但这些信件大部分石沉大海，回复者寥寥无几。他们还去广东、江苏、四川等省跋山涉水深入孔姓村庄实地调查，可效果不佳，大部分人态度冷淡，认为他们是骗子。

真正的转机从2003年开始。随着中国对传统文化的回归和重视，以及孔氏家族续谱之事被新闻媒体报道，很多分散在各地的孔氏后人开始相信修谱一事，并且主动前往山东“寻根”，一些曾经拒绝的族人也要求入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