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大的小孩吃不进药，除非把药捣碎，但那样太苦了，她又不吃。现在也不兴打小针了，就只好打吊针。”奶奶一边给小张雨擦着眼泪，一边说道。为了给孩子看病，张雨的爸爸妈妈都请了假。

刘一峰和张雨的哭并不妨碍李东的欢乐。在医院大厅，一岁的李东在父亲搀扶下，追着一个电动车欢快地跑着，他头上扎着针，吊瓶挂在一个撑衣竿上，举着撑衣竿的爷爷气喘不休。医生给李东打的是头孢，一次要打两瓶药，他显得很无奈：“这孩子身体很弱，也不知道有什么不舒服会不会说，我要一刻不停的守着他、问他。”

对于静脉注射的泛滥，湖北省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主任李正启很担心。在他的观察中，患者所用的药品一般都是头孢等很贵的药，或者是新药。“新药的风险更大，因为它有临床观察问题，一般有五年的重点观察期。”

李正启认为中国人应切实改变静脉注射这种用药习惯，“由于静脉给药是直接将药物输入到患者的身体内，没有吸收过程，起效快，生物利用度高，常常用于抢救某些危重患者，较易发生各种副反应，容易出现毒性、过敏现象，所配用的药物越多，出现的机会就愈大，尤其孩子很危险”。

█　探因

就这样养成了 打点滴的习惯

“静脉滴注”正被病人和社会所认同，并渐渐成为一种用药习惯和医疗文化。肌肉注射的隐退和静脉滴注“兴”起的背后，是抗生素的泛滥使用。

“趋同从众”

20年多前，在江夏区一家大医院任内科主任的杨秋成对医生滥用抗生素、维生素和激素静脉滴注的医术嗤之以鼻，称“三素一汤”(汤是指葡萄糖液)是“一种不负责的用药陋习”。而现在，受聘为湖北大学附近一家私营医院副院长的他，“基本上每天都要开出十几瓶吊针”。

“没办法，患者点名要打点滴，劝他们服药反而不高兴。”　杨秋成说，很多时候他不再多说话，“反正患者高兴，医院来钱，自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患者有时很难被说服，坚持原则的医生可能反而不受欢迎，因此形成一种环境压力，导致很多坚持原则的医生也只好趋同从众。”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临床药理科主任辛华雯说。

面对静脉滴注的现状，从医30多年的杨秋成深感担忧：“疯狂注射的背后，潜伏巨大的隐患。”

背后“推手”

实际上，杨秋成的担心并非毫无根据。

湖北省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主任李正启说，静脉滴注的药剂大部分是抗生素。静脉滴注泛滥，抗生素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通过静脉滴注抗生素，也大大增加了药品不良反应发生的概率。“细菌对抗生素的耐受性也在逐步提高，如果不解决抗生素滥用的问题，将来人类在感染性疾病面前将无药可用。”

“不正确使用点滴实际上是一种抗生素滥用现象，无形中提高了治疗的费用。”辛华雯说，有些医生不分青红皂白，给病人滥用“三素一汤”，只会加重患者的病情和经济负担。“规避医疗风险是医生愿意给患者开吊瓶的另外一个原因。”辛华雯说，一些医生查不出细菌致病的证据，又怕耽误患者病情，就本着“宁可信其(细菌)有，不可信其无”的原则，为患者开一些抗生素，防范风险。

患者为何舍弃相对安全的肌肉注射？记者采访发现，许多人觉得打小针一天要跑2趟医院，还特别疼，疗效慢。一位老医生则认为，有些抗生素广告片面夸大其治疗作用，把抗生素吹得包治百病，也给患者造成错误认识，对滥用抗生素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我们“选择”了最危险的方式

“这是一起与静脉滴注直接相关的死亡案例。”8月28日，湖北省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一位专家接受本报采访时断言。

该专家介绍，今年上半年，有一患者因咳嗽在诊所治疗，静脉滴注阿奇霉素一周后，接着口服阿奇霉素片，服药后的第二天午饭饮白酒后服药，2小时后出现过敏反应，虽及时予以抗过敏治疗，但仍因抢救无效死亡。在后继的调查中发现，患者本身是过敏体质，曾有头孢类药物过敏史，且在第二次服药前饮用白酒。酒精增加药物的吸收，从而增加不良反应的发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