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药监局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主任李正启分析，“不是学相关专业的人是无法识别药品的好坏、真假的，用药的权力是医生的，公众是没有权力选择的，按理说患者是有选择权力的，但事实上没有，患者是很被动地接受。”

如果医生受利益驱使或规避风险等因素而向病人作了不恰当的宣传，患者就很容易进入了对抗生素的认识误区，认为抗生素是消炎药，是万能药，什么病症都可以治。患者不在医生和执业药师的指导下自行使用抗生素，正是抗生素被滥用的另一个表现。一个调查显示，46％的家庭在没有医生指导，没有经药店执业药师咨询下自行使用抗生素。

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临床药理科主任辛华雯说，在用药心理上，急功近利的思想导致医师和病人都喜欢使用作用强、见效快、安全的药物。“长时期以来，人们已经习惯了把抗生素当做家庭的常备药，稍微有些头疼脑热、发烧发炎，就服上一些。如果有人得了感冒去看医生，直接要医生开输液处方，这种直接‘点菜’的做法也令医生为难。”

他还说，有些药商片面夸大其抗生素治疗作用，给患者造成错误认识，对滥用抗生素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全国有几十家抗生素生产厂家，供远大于求，医药公司为争夺有限的市场各显神通，千方百计将抗生素卖到消费者手中，客观上也助长了抗生素滥用。”

在医院、医生、药商的种种宣传暗示下，整个社会就形成了一种错误用药观念，把许多不需使用抗生素的情况，理所当然地当成了必须使用。

利益冲突下的监管难题

从报告上来的案例看，静脉滴注已成为引发药品不良反应的一个诱因，但在各种利益冲突之下，滥用静脉滴注的监管更加困难。一方面，医院要对合理用药的管理和监控；另一方面，医院仍有一部分收入来自抗生素等药品。正因为此，医院虽然有明确规定药占比控制在50%　以内，但仍有部分科室的不同程度地超标。

一份报告可能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但它为避免不良反应的发生提供一个信号，这个信号可以得出许多信息，以此作风险评估。8月28日，省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主任李正启这样评价药品不良反应报告的意义。

“把药品的不良反应告诉大家，从道义的角度讲，患者有知情权。”李正启说，按国际上通行的标准，药品不良反应报告率应该达到每百万人口200份样本，按此标准全省至少应有4000多份报告样本，但实际上只报上来1000多份，连三分之一都不到。就连报告率较高的武汉市，今年也才报告100多份样本。

作为对药品不良反应上报率比较高的医院，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在对输液引起的不良反应监测时明显感到这种利益冲突。该院临床药理科负责人辛华雯介绍，他们科室主要负责监控抗生素的使用。“具体工作中十分尴尬，一方面要对合理用药的管理和监控；另一方面，医院仍有一部分收入来自抗生素等药品。正因为此，医院虽然有明确规定药占比控制在50%以内，但仍有部分科室的不同程度地超标。”

据了解，药品不良反应的报告同样受到基层部门的阻力，辛华雯说，在患者中存在一个误区，一旦出现不良反应，患者肯定会直接找医院，而不是药的生产产家等部门，加上没有相关硬性规定，加剧了医院的漏报情况。

此外，患者在看病过程中很难定性医生这样是违反规定操作，部分患者对危害的认识有限，往往有疑问也不举报，这也造成了大量报告案例的流失。由于对中成药输液剂的不良反应和儿童输液的不良反应缺少鉴定标准，客观上也增加了静脉滴注的监管难度。

专访>>>

“普通病症，国外医院不主张静脉滴注”

——专访武汉市卫生局医政处处长罗时珍

长江商报：很多医生和患者还是会选择静脉滴注的方式来治病？

罗时珍：从费用上讲，静脉滴注的费用比较高，很多患者无形之中就增添很多负担。甚至不排除一部分医生从逐利的角度来开处方，通过这种渠道赚钱。而且老百姓也有一个传统观念，就是患病了要马上压下去，那么静脉滴注这种“来得快”的方式就成为了首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