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查办案件为例，这项工作一直是纪委的核心权力之一。案件查办一直有规定，而一位参与查办案件的官员坦言，每个环节都在系统内部运作，某些时候，分管领导或一把手都有完全决定权，一个案子查与不查或查到什么程度，一位干部最终的量性定纪实际上最后都取决于领导的批示或一句话。

而且，“常委会，封闭运作，没有自我纠错功能，如果发生错误，往往一错到底。”当地纪委综研室一位姓杨的副主任补充道。

按常识分析，常德纪委官员反映的情况应该具有代表性，而纪委查办案件过程中的这些弊端，也正是当地改革的动力之一。

当地官员认为，发挥全委会作用，有助于解决上述问题。纪委宣教室一官员打了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全委会好比主人，常委会其实就是管家，如果管家失范，当然应该主人来管。”

但怎么个管法？“以前一年一次全会，还是和反腐工作会议一起开，听完报告，再齐举手”，“而体现权利和监督，不在口号报告上，而应在具体的问题上。”刘剑英强调。

２００７年１月，常德市纪委有史以来第一次制定纪委两会的工作规则，试图厘清两会的权力边界。

主持起草文件的常德市纪委常委文春初告诉记者，纪委书记全委会工作规则初稿上，亲自加上了讨论重大案情及相关案件的内容，并获通过。这意味着，这位书记将改革利剑直接砍到自己头上。

作为辅助措施，纪委全会也由每年一次，调整为每季度一次，以保证委员讨论案情的可操作性。

半年后，肖婵案，因其社会影响和本身的定性难度，成为新规则的第一块试金石。

面临体制考验

肖婵最终命运如何？会前，有人提议用无记名投票方式表决，但刘剑英没同意。

党内关于处理干部权限文件规定，涉及市管干部，或给予干部三大处分（撤职、留党查看和开除党籍）需要报告同级党委，而纪委受同级党委领导，这意味着重大处分最后决定权归属市委。

刘剑英的顾虑在于，若纪委全会形成表决意见，势必形成倒逼市委常委会的情势。亦有委员担心，若执意表决，一旦发生被市委否决的情形，该如何收场？

最终取代表决的是无记名征求处理意见，而汇总结果迟迟没有公布，可见主导者的谨慎。改革者面临的困惑显然已经超出了他们力所能及的范畴。

这首当其冲的便是体制上的障碍，党内各种规定中，对于纪委全会和常委会的界定尚付阙如，“还真找不出可以适用的条款。”分管综研的纪委常委胡以军说。但党章却明确规定，纪委要接受同级党委的领导。

已有委员担心，对具体案情的议而不决，倘若一直持续，委员们的积极性能持续到几时？在肖婵案会后征求委员们对此次改革意见时，超过８０％的委员认为经全会讨论后，最终决定权仍应交予常委会。

“这是基于现实的无奈选择。”一位纪委委员承认。

“越透明，越民主，越接近公正”

有当地官员评价说，这次改革是投进平静水面里的一粒石子，纵然掀不起大澜，亦弥足珍贵。

此前，相较于近年四川、浙江各地以党代会常任制试点为核心的地方党委改革冲动，地方纪检系统则一直沉寂。

赞赏者认为，结果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增加了办案透明度，而监督职能的体现，在会议召开时已经形成，即便起不了决策作用，但至少会给决策者增加压力，增加了个别人独断专行和枉法定性的风险。

“是对党内的集中大于民主，民主的形式大于内容的一种冲击；是对党内民主滞后于人民民主的一种矫正。”市纪委宣教室主任邢路惯于这种宏观的理性评判。

市纪委副书记、监察局长敖建斌颇专业地说：“由九个常委讨论到三十多个委员讨论，无疑是扩大了民主，使决策更科学。由此我们班子成员几乎没有异议地支持和实施这个改革。”

异见者大多来自纪委系统外部，常德市委政研室主任洪振海持谨慎乐观态度，“全委会扩权，恢复其应有地位，方向和趋势是正确的，但以具体案情的定性量纪来实现监督常委会甚至一把手，值得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