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城认为，类似养猪户的出现，是因为地区间经济不平衡造成的，外地人来深圳谋生，比在家种田好。而且每个城市都有贫富差别，有人因为贫穷，才搭建棚子，“有钱肯定会住房子，所以拆迁时，我们心情也很矛盾”。

但这样的集中居住区，十分复杂，他亲眼看到那些生产潲水油的小作坊，环境无比恶劣，还有人用沥青给鸡鸭拔毛，然后销售出去。他认为，这些都该拆。

“在这种居住区，收废品的一半是偷东西的，养猪的，没有防疫，污染严重，他们靠近水库，也该拆。“廖城说，”但是拆了又重建。或者移到更加偏远的地方，因为他们在老家都没有田地了，必须在这里谋生。”

按照规定，清理的方式是将棚屋拆了，然后清场，或者将竹子等搭建棚子的材料捣毁，不让他们重建，“用火烧比较少数，我不赞成用火烧，那比较野蛮，捣毁就可以了”。

“我们人多，所以拆的时候，只要是好声好气地拆，他们也很配合。但因为拆了又重建，所以执法人员也很气愤，因此在拆的时候，会有言语上的侮辱，有动作的很少。”廖城说。

没韧性的人挺不住了

部分养猪户在屡遭拆迁后选择放弃另寻出路

钟敏之自称是个没有韧性的人，所以，他最终放弃养猪。

”2003年以前，从来没人来管，但是2003年，就开始有人管了，拆你的棚子，但不抓猪，一年来一两次，每次来几十人。“钟敏之说。

2005年，集中居住在赤领头村的钟敏之、洗秀忠、洗瑞眉等人遭受了很大的损失。当年6月，城管执法队将他们的棚子拆除，并从每户抓走了3头猪。

这次，洗秀忠被打伤了鼻梁，自己花了2000元的治疗费。他说，当时，执法人员将他的棚子拆散后，又将材料搞烂，他阻止说，拆了就拆了，不要搞烂，他要将材料搬到其他地方继续使用。在拉扯过程中，洗秀忠被执法者打伤了鼻梁。那时，他的孩子就在附近的小学读书，之后，只好回到了老家。

“我们都是中年人，没别的事可做，所以，他们走了以后，我们又将棚子搭起来了。”洗秀忠说。

2005年，这个居住点先后被拆了4次，所以钟敏之不再养猪了。他现在做环卫工作，每月工资800元。他早上5点起床，打扫街道，直到中午12点下班，下午，在家睡觉，或者到附近看电视。

儿子钟跃生夫妻俩在附近的印刷厂上班，如果每天加班到夜里11点钟，每月收入1200元。

”现在的收入不如养猪。“钟跃生说。以前，一年养猪150头左右，可收入五六万元。目前他们仍然住在棚子里，自己做饭吃。钟跃生掌握的经验是，菜农卖的菜比菜市场便宜，但是只有在凌晨两三点到早晨6点才能买到，迟了就买不到了，所以每天早晨，夫妻俩上班时就买好菜，放在工厂的偏僻处，下班时，带回家。

这样，3个人每月的生活费用大约七八百元。9月6日晚，他们的荤菜是鱼。钟敏之说，肉太贵，鱼便宜。

现年27岁的钟跃生小学没有毕业，16岁时曾进工厂打工，住在工厂的宿舍里，虽也是免费的，但他还是觉得住在棚子里更好，因为亲人们都在身边。

附近那座旧厂房正在拆除，看门的人也将离开，钟敏之等人就没有电视可看了。以前钟敏之有台电视机，但因为棚子不能遮挡风雨，很快就坏了。他们不打算再买电视，因为每度电要2元钱。

他们的明天在哪里

深圳鼓励发展养猪基地，清理违章养猪场点还会继续

2006年，洗秀忠和洗瑞眉堂兄弟，遭受了更大的损失。去年6月，他们的棚屋又被拆散，洗瑞眉的30头小猪因为被太阳暴晒而生病，之后全部死亡。洗秀忠也死了6头小猪。今年，他们大规模减少养猪规模，两家各养了20多头猪。去年开始，洗瑞眉在隔壁的塑料厂打工，工资1000元。

这似乎预示着他们养猪的生涯即将结束。

深圳市农林渔业局表示，这种分散的养猪模式，不具备防疫检疫条件，而且带来污染，因此必须清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