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周边都是山头，后来都被推平了，作为菜地，因此很多养猪户搬走了，政府还给了补贴。而我们这里没给补贴，所以一直没搬。”温金生说。因此，相对而言较迟来到这个小山头的温金生反而成为现在的“老大”。

另外，还有梅州的刘金德、揭阳的卢道良、揭西的李学珍等人都从附近的棚屋里搬迁到这个山脚下，开始养猪。因为他们之前搭建棚子的地方都被征收，建起了工厂。

河源市紫金县的洗瑞眉于1993年来深圳龙华租种水田，还养了两头猪。因为他的家乡在山区，田地很少。他在深圳的收入明显比在家乡要好，每年能积攒四五千元。

深圳人廖城回忆说，1980年代起，因为工业的发展，深圳本地人就开始不种田了，他们或被外资公司聘做厂长，或靠出租房子和村集体分红，就能过上十分优越的生活了。

正因为如此，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有很多外地人，像洗瑞眉这样，来深圳租种田地。同为河源市的钟敏之就是1980年代来到了深圳龙华。

2000年，大坑村填池塘，平水田，种植果树，钟敏之不得不搬到赤领头村，与洗瑞眉、洗秀忠堂兄弟等人成为邻居，并走上养猪之路。

很多来到深圳的外地人都像钟敏之、洗瑞眉这样，最初租种田地，后来养猪。温金生说，仅在龙华镇，至今还有几百个养猪户，均是外地人。而1990年代中后期更多。

同是1980年代来到深圳的卢道良，从事多年生猪私宰，他还在菜市场租了一个猪肉档口。他说，1990年代的养猪户比现在多10倍。

因为工业的发展，外来人口急剧增多，为生猪销售提供了巨大的市场，尤其是关外的宝安、龙岗两区，境内多为劳动密集型企业，工人聚集。据称，原龙华镇，本地村民仅1万多人，户籍人口也只有5万多人，而流动人口则有100多万人。

深圳市到底有多少这样的养猪户不得而知，深圳市农林渔业局也拒绝透露这方面的信息。一篇报道显示，到2000年3月为止，仅龙岗区存栏量在200头以上的养殖场就有106家。

每天上午八九点钟和下午五六点钟，一辆辆摩托车，后面绑着两只大塑料桶和两只小铁桶，从那些偏僻的地方冒出来，急匆匆地奔向大小工厂，收取工厂里的剩菜剩饭，用于喂猪。根据工厂规模的大小，他们每月支付给工厂一两百元的费用。

那一夜几十人露宿山头

棚子被拆第二天，他们又搭起简易的棚子居住

因为看到别人养猪有更好的收入，所以，黄乐素也于去年5月份开始养猪。

他在建筑工地打工时，一天的报酬为60元，以前是50元。1990年代，他的父母、哥哥等一家人都来到深圳，和他生活在一起。1997年，黄乐素结婚。

他们离开了家乡，脱离了原有乡村组织的管理，而在深圳，他们是外来人，又住在偏僻的棚屋区，根本无人管理。

黄乐素的父亲现年74岁，母亲70岁，哥哥有精神病，黄乐素的老婆也有病在身，没有劳动能力，连衣服也是婆婆洗。他们的3个孩子，都在附近的私立学校里读书，每学期要花费5000元。

黄乐素是这个家庭唯一的劳动力。他年迈的父母每天出去捡废品。

去年，他养了二三十头猪，收入比打工要好。这几乎成了他们未来生活的希望。今年，他又养了25头猪，死了6头，剩下19头。在棚屋被拆迁时，每头猪重约150斤。如果正常，他可以一年养2批猪，收入将比去年更好。但现在看来，这不可能了，他们不得不将猪卖掉，每头900元。现在，黄乐素也失业了。

在棚子被拆除的那个晚上，几十人露宿小山顶上。第二天，他们才捡起尚未烧毁的材料，重新搭建起两座简易的棚子，黄乐素一家人住了一座，欧阳芳、温金生等人住了一座。”床”就是席梦思的床垫而已。

9月5日，欧阳芳说，他打算租房了。因为他们夫妇还带着一个不到两岁的孙女。黄乐素以羡慕的口吻说，”我没钱租房啊”。

在黄乐素的老家，每人2分地，而且现在根本没人种地了。他在老家的房子都倒塌了。在这次清理行动之后，黄乐素的父母将回老家，但只能住在女儿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