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版教辅读物的屡查不绝，不仅仅是盗版者在暴利诱惑之下的疯狂。在其背后，还有一些教育界从业人员因为利益驱动对“盗版”的迎合和帮助。在此前提下，单一的执法人员的打击已经显得力不从心。

“从全国盗版教辅流通的链条而言，兰州不仅是个中转站，也是受害者。”

9月11日晚，兰州市文化稽查队接到线索称：一批盗版教辅将通过兰州某货运市场流入省内部分市、州，接货人不明。为防止盗版教辅流入市场，稽查人员火速出击，趁着夜色成功将这批盗版教辅拦截。

“这算是近年来查获的较大的盗版教辅案件！”兰州市文化稽查队工作人员邹岩军说。即使在普通人看来，3万余册、码洋价值高达100多万的盗版教辅也足以“震撼神经”。

类似的震撼不在少数。1999年至今，兰州市文化稽查队查缴的各类非法出版物达1000余万册(张/盘)，其中各类非法盗版书刊及教辅材料640多万册。让邹岩军记忆犹新的，无疑是那些震撼人心的大案、要案。

2005年8月，兰州市文化稽查队成功捣毁了薛某设在兰州市城关区某民宅内的盗版教辅藏匿窝点，查缴各类盗版教辅47个品种，4万余册，涉案码洋达28万余元。2006年1月12日，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一审以薛某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罚金2000元。薛不服，提出上诉。同年3月17日，城关区人民法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这是我省人民法院以非法经营罪判处的首例经营盗版教辅图书案。

“这些案件当时在全国都有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对不法分子起到了震慑作用，但在如此的高压严打下，盗版教辅并没有绝迹，而是采取了更为隐蔽的手段。”邹岩军的同事杜晓骞说。

“兰州地处西北交通枢纽中心，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大大小小的货运市场成了盗版教辅乃至其他盗版物的倾销、集散地。”邹岩军称，近年来，兰州的盗版教辅绝大部分来自省外，其流通主要靠货运渠道，但现实的情况是，整个货运渠道对于盗版物的监管几乎空白。

东岗某货运市场一家货运部的老板告诉记者，目前，国内货运市场在托运中普遍采取配货的方式，即多个货运部根据自己的业务单，按地区将货物集中，然后由一家货运部负责运送。一般情况下，托运者将货物按协议委托给货运部，终端托运部在交货时负责从收货人处收取货款及运费，然后将货款返还给发货人。

“没有谁规定货运部不能托运图书，我们搞不清楚哪些图书是盗版的，货物几经周转，我们甚至不知道发货人是谁。”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老板直言不讳地揭示了货运渠道缺失监控的空白点，他说为了揽单，货运部不可能去验客户的货，“只要不是毒品就行”。

几年前，省上有关部门曾发文要求图书运输必须由专门的货运部负责，以便管理，但受利益驱使，在货运部门的“潜规则”下，这一文件并没有贯彻下去。

9月18日，邹岩军、杜晓骞二人仍在整理“9·11”盗版教辅案件的相关资料，企图从中搜寻出一点线索。

“如果不接货，收货人没有任何损失，因此，很多时候，狡猾的不法分子听到风声后放弃取货，致使案件调查陷入僵局。”对于“9·11”案，邹、杜二人不甘心，但也无奈：“调查仍在继续，货主一直没有出现。”

邹岩军说：“从全国盗版教辅流通的链条而言，兰州主要是个中转站，但同时也是受害者。这些年，我们打击盗版只能采取堵截的方式，而不能从根本上打掉源头，国内大部分地方货运渠道的管理都不规范，因此仅靠规范兰州货运市场根本无法有效抵制盗版物。”

“盗版教辅背后有一条隐蔽的灰色链条，而学生则是这个链条上的终端环节。”

无疑，学校和学生是这些盗版教辅读物的消化者。也许，一句“不知情”的搪塞难以掩饰已经形成的事实，但从另一个侧面却表明许多耐人寻味的东西。

今年4月初，永登县部分学生家长向甘肃教育出版社反映称，该出版社出版的《中考集训》在永登出现了两个版本的价格，校外的书店一套卖70多元，而学校统一让学生购买的《中考集训》的价格是80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