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一听这情况，我就怀疑学校卖给学生的教辅可能是盗版，因为我们出版的《中考集训》的价格每套是70多元。”甘肃教育出版社社长、总编辑王光辉说。

兰州市文化稽查队闻讯查处，永登县城关初级中学给初三学生卖出的600多套《中考集训》全是盗版。而这些盗版教辅竟是永登县教育局一位工作人员给该校推荐的。当时参与采访的媒体记者这样报道：“盗版教辅的尺寸比正版的小一轮，封面的色彩明显发暗，字迹不太清楚。”

事发后，永登县有关部门做出反应，责令学校收回盗版教辅，清退书款，“并对学校负责人进行了通报批评，推荐盗版的教育局工作人员被停职检查。”而在此后永登县开展的清查盗版教辅行动中，有关方面又收回了2000余册盗版教辅材料。

“如果不是价格上出现问题，这批盗版教辅很可能发现不了。”王光辉说。

“盗版教辅背后有一条隐蔽的灰色链条，而学生则是这个链条上的终端环节。”邹岩军称，不法分子炮制出盗版教辅材料后，一般会转卖给中间商，中间商则通过各种手段，将盗版教辅卖到学校，最后装入学生的书包。

事实上，永登的盗版教辅案并非个例。记者调查发现，近年来，嘉峪关、白银、临夏等地曾发生过学生使用盗版教辅的事件。

“在整个盗版教辅流程的链条上，教育行政部门人员、学校领导甚至老师都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邹岩军说，无论之前的流程多复杂，最终都要通过“教育”这个环节“消化”。

采访中，记者就此话题试图采访兰州市内的几家学校，但均因话题“敏感”未果。这些学校称，该校的教辅均由资料室工作人员根据教育部门的要求从正规的新华书店购进，不存在盗版之说。

一位小学老师告诉记者，2005年秋季，该校的一位数学老师曾私自给班上的学生订购了一种辅导材料，结果被学生家长举报到教育部门。最后，学校要求那位老师把书全收回，然后把学生的钱退了。

“是不是盗版学校当时没说，但在这件事上，老师牟利的可能性不大，两个班的学生不到100人，10多元一本的教辅，总金额才1000多，要说赚钱，他能赚多少？”这位老师说，“如果学校内出现了盗版教辅，我敢说，普通的老师、班主任只是个执行者，牟利的可能性不大，关键的问题出到了学校领导乃至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身上。因为，一批盗版教辅往往涉及到几个班，甚至几个学校，一般的老师没有这个能力。”

记者对兰州市不同区域学生现使用的教辅调查后发现，各学校使用的教辅并不相同。这些教辅所标示的出版单位多是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以及省内的一些正规出版社，从纸张及排版格式等方面来看，似乎也发现不了什么问题。

“如今，盗版的手段很高，从内容上看，与正版完全一样，他们使用的纸张甚至比正版还要好，有时，连我们出版社也难辨真伪，只能请印刷厂出面鉴别。”甘肃教育出版社社长、总编辑王光辉说。

“辅导材料都是学校发的，应该没什么问题，即使老师发了盗版书，哪个同学敢站出来说？”学生们的回答如出一辙，但一些学生也怀疑以前用过的一些教辅材料可能是盗版，理由是“这些书的纸张太脆，稍不小心就破了”。

“相对而言，最近几年来兰州市的情况稍好一点，而省内很多市、州、县的学校却成了盗版教辅的倾销地。”邹岩军说，从他们近年来查获的案件来看，大多数盗版教辅流向兰州市外的市、县，一部分甚至辐射到了青海、宁夏等地。

“巨大的利润空间，是盗版教辅的灰色链条难以斩断的根本原因。”

2001年，甘肃教育出版社研发了一套名为《中考通》的教辅，很受学生欢迎。2005年之前，这套教辅每年的发行量一直保持在8万份以上，但2005年春节开学后，盗版的《中考通》就悄然入市，当年正版的销量一下子锐减到2万多份，至今难创新高。

“从起初的研发开始，我们的投入就没有停止，研发费用、作者的稿费、版税、印刷及发行费用等，而盗版者则是‘拿来主义’，只有印刷和流通的成本，如果他们再把书价标得低一点，我们正版教辅的销售一下子就陷入困境。”王光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