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著们的被排斥感，正表现了排外心理的双重性。我们常常认为排外是土著民的一种狭隘心理，可他们作为“主人”，确实率先感到了压迫与排斥。

社会变迁与社会流动愈演愈烈的今日，排外确乎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社会问题，但在下意识的指责、拒斥之前，或许我们首先应该理解排外心理这种社会病本身，它的病源分析与流行病分析。

血脉中的排外因子

我们总以为，在夜路上突遇一个陌生人时的过激，相比砸抢烧外国人的商店，是两个不同层次上的问题。从行为分类上来说，这确实可以分别归入下意识行为与蓄谋行为，但是从行为的起源上看呢？

人类学家和动物学家观察到，在所有的物种当中，只有人和黑猩猩有集合群体中雄性成员对其他群体落单的成员进行暴力袭击的行为，这种暴力行为毫无直接的益处，但很残忍，看起来，这跟情绪宣泄、群体认同以及随后出现的祭祀行为有关，或许，也可以将之归纳为智力发展后的文化行为。

总之，单纯的将排外行为与文化挂钩，以为种族、民族、宗教、文化这些要素决定了群体间的区隔与对立，这是眼见为实的一种归纳法。不过有最新的研究表明，哪怕是最微小的个体差别，都会迅速在一群人当中造成群体的形成与群体间的戒备，或许我们应该考虑的是，排外就像恐高或者阑尾一样，虽然给我们造成困扰，但又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我们自己的问题。

排异反应和炎症是生物体为了区分个体而必备的一种特性，同样，人要区分群体，没有社会性的人，也就不称其为人了。

排外的社会功能

我们既然已经作为人、作为社会的人生存，就必须面对排外的特征。即便离群索居，难道我们不会害怕深夜里渐行渐近的脚步声吗？难道丽江最初的隐士们不会厌倦纷至沓来的游客吗？

排外，当然首先源于生物性的关于“生存空间”与“异己”的戒备，但从形态上看，他们只是一种情绪与态度而已，作为社会问题的排外，是有一系列文化包装与改造的。

回顾历史，大规模群体排外都有明里暗里的推动力量，因为政治家们先于学者发现，适度的群体外紧张是建立群体内团结的有效方式，更毋宁提各类制度性排外了。反之，如果我们不认为全球化是一场骗局的话，人类的历史其实就是排外的建立与推倒的进程。

一般来看，排外的情绪显露，总是源于生活的刺激，这可能是一次偶然事件，如丢了钱包，抑或是一连串必然趋势，如收入的下降与择业压力的增加。总之，面对挫折遭遇与生活轨迹的改变，人总要寻求一种解释，寻求一个情绪宣泄的对象，积极的方面看，这种“社会安全阀”宣泄了不良情绪，从长远看有利于社会心理健康，但这种寻求宣泄的方式往往走向消极面，无权无势、形迹可疑的“外人”往往成为替罪羊。

由于外来人口的增加，社会流动带来的新行为方式与文化理念，短期内造成的常规不稳是必然的，广州的“禁摩”确实令抢夺发案率下降，犯罪率的上升对土著们形成了实质的威胁。但对于北京人、上海人这样因为历史、政策与社会的原因，享有很多无形与有形的身份福利的人群来说，不必有什么尖锐的利益冲突，就会对社会流动的增加持一种戒备与质疑的心态。我们要认识到，这种高人一头的身份感固然与文化与历史的积淀有关(比如巴黎人之于外省人)，但更与户口制度和全国一盘棋政策紧密相关，城市垄断了太多独特资源，怎能不引发大规模社会流动？城市在低流动情况下形成的治安与城管体系，如何能从容应对突然到来的高流动性状况？剪刀差政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妄自尊大的城市民众心理，怎能通过说教得以扭转？

排外本性的多元化教育

对于排外，我们发明了宽容的态度与博爱的精神，这就像学习屙屎拉尿吃饭男女种种礼仪规范一样，是人类社会对生物本性的疏导与规范。但作为执行者的政府机构与媒体，到底进行了什么样的工作呢？是煞有介事的教育工程还是“当场枪毙”的大幅标语？抑或，又是谁将民工与动辄跳楼、服毒讨薪联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