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都市，外来人员被套以“盲流”、“低素质人员”的提法，不仅出现在普通市民的词汇里，也常常以官方口吻出现。生活在本地数十年的土著们，经历了“门不闭户”的年代，面对越来越复杂的治安情况，也往往跟着把问题简单地归咎于外来的“治安问题群体”。

正如香港那位IT人士的言论，都市土著的安全感忧虑，其实并不只限于治安，还在于就业。最被土著们引用的逻辑是：城市发展的速度远远跟不上新增人口的速度，就业的压力每年都是有增无减。

危害治安+低素质，一直是中国大都市土著，乃至除香港以外的中国大都市政府排斥新移民或外地人的头条理由，或者“有罪推定”。相伴而来的，是新移民或外地人对大都市土著的另一番固定的“原罪”：狭隘+城市生存竞争的失败者。

虽然，在《明报》的调查里，香港人的主要理由是担心社会治安转坏。但调查的另一方面也显示，他们也敏感于内地人的大量进入，会影响到香港独有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这，其实是中国大都市土著们在排外中的共同心结。

去年底，香港某个建筑地盘错摆了一个简体字标志牌，立刻就引起了当地人的一轮恐慌，电视、报章争相报道，最后工地换上繁体字标志牌才了却风波。今年初，网上有广州人发帖抗议“忽悠”等北方方言在本地报纸上出现，回帖一呼百应，六成人支持其观点，又是惹来一场大论战。

无论繁体字或者粤语，无论香港或者京沪穗，土著们担心的核心是地方市民文化的非自然消失，这是贯穿在“安全”理由之下的另一段“排外”心结。

同对语言的担忧一样，在中国一轮轮城市改造运动中，土著们在被动的迁移中，既有的生活形态也正在被撕裂。在上海这个大工地，1990年代以来不断拆迁，不断城市改造，曾经的城市中心已经不再是土著们专有的地盘，以至于大量搬离旧城区的上海土著都戏称自己成了“乡下人”。广州是另一番景象，城市发展的资源一度集中于快速向外拓展新区，于是曾经繁华的老城区，无论是公共设施还是商业发展都不复往昔，留在市中心的土著们“连喝茶都找不到地方”，只能苦笑一句自己住在“老城中村”。

转移进城的人越来越多，普通话与各地的饮食生活文化也越见主流……在生活传统加速消失的危机与失落之下，“都市深圳化(趋向无本土特色)”使土著们忧心忡忡。很多土著，尤其出身市井的本地人，如果寻求本土市民文化的自救，也会简单地诉诸排外：在这故乡的都市里，“喧宾夺主”已成事实，如果“各美其美”都没有空间，那他们只能选择排斥和对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