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生的医院早就看好了。上地医院在这片打工者聚居区名声很大，从电视里反复播放的广告来看，它是专为低收入的外来务工人员量身定做的好去处：便宜，利民。以前周围有人生孩子，都去那里。

于是，2007年6月9日，郭玉良带着4000元钱，把妻子送到上地医院。他毫不担心，之前的两次B超显示，胎儿很正常。他心里琢磨着，最好这次是个男娃。

凌晨5时43分，妻子剖腹产成功生下一个男孩。郭玉良片刻不离地守护着妻子。不过，手术似乎并不顺利，因为产后出血，把身下的棉垫子都濡湿了。输血之后，郭玉良还看着妻子吃下一块西瓜。

谁知，情况急转直下。一份诊断书记录了当时妻子的情况：“产后出血、妊娠期急性脂肪肝、DIC（弥散性血管内凝血）”，必须转院。

6月10日凌晨，上地医院的救护车将张桂梅送至北医三院。从这一刻起的47天里，北医三院急诊室外走廊里的椅子，成了郭玉良的栖身之地。除了偶尔到附近的小饭馆里，花3元钱吃碗刀削面，他很少离开这里。

而关于妻子的消息，时好时坏，不断传入他的耳朵。

家里凑了4万元打到他的银行卡上，这些钱在4天以后便花光。“只要能保住妻子，花多少钱也愿意。”他说。

医院没有停止抢救，不过欠款的数字迅速增加。当这个数字是9万元的时候，他一咬牙想，只要妻子健康，两个人还年轻，总能还得上。

很快，这个数字变成了20万。这对郭玉良是一笔算不过来的数目。此前，他最大一笔开销，是花了近3万元，把自己的茅草屋翻成了两层小楼。天方夜谭般的数字让他有些崩溃，而妻子的病危通知书，则一次次交给他。

“要不咱放弃治疗吧。”他跟同样哭个不停的家人商量。毕竟，他还有俩孩子要养活。这个意见遭到医生的反对。他们认为，抢救她的生命很有希望，希望他们不要放弃。

郭玉良把所有可能算计了一遍。等妻子康复了，他回家，找亲戚们凑一凑，再想办法到银行贷点钱，能还多少，全都给医院。

不过，他也知道这肯定不够，干脆，把自己卖给医院得了。“只要医院不嫌弃，我给他们打工还钱。”这时候，他已经有几十天没睡一个囫囵觉了，衣服皱巴巴，头发乱糟糟，满眼红血丝。

其间，妻子病情一度好转。一见到丈夫，她号啕大哭，担心自己的孩子出了问题。为了让她安心，郭玉良借来一台数码相机，拍了几张儿子的照片给她看。模模糊糊的照片，让这个女人，获得了离世前最后一次开心。但她最终没有见到自己的孩子。

7月27日这天，郭玉良见了妻子最后一面。与死讯同时来的，还有欠款的最新数目：53万元。医院打印出的医药费清单上，清楚记录着47天抢救过程中的每一笔花销。

因为没交钱，妻子被安置在医院的太平间里。后来，这家医院装修，她又被转移到另一家医院的太平间存放。她的丈夫，则被53万元巨额债务绊住，连看她一眼，都开不出证明。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安葬完妻子的郭玉良，已经能平静地解释自己的动机。他觉得北医三院已经“帮了大忙”，毕竟他们在没有交钱的情况下，抢救过自己的妻子。“咱凭良心说，不能因为人没救活，就不承认这个。”

可是，这个连合同都没签的打工仔，想不出自己有任何办法，可以找到这笔钱还账。他曾托家人到最初出事的上地医院“讨个说法”，但对方态度冷淡，爱理不理。

要打官司，找来律师兜头一句话是：不管输赢，先拿两万元。“农村户口，赔不了几个钱，算了。”有人劝他。

绝望之时，媒体介入了。而此时，北医三院也提出两个方案，供郭玉良选择：一是将妻子的遗体捐献出来，做医学实验，便可以抵消欠款，一是分期还款。

农村人郭玉良想都没想，就放弃了第一个选择。他无法忍受活生生的妻子，死后还得不到安息，躺在别人的刀下。

可是，分期还款每年要还多少呢？最开始，这个数字协商的是1万元，他算了一下，自己还不起这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