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总不能说每年还100吧？”说话的人有些着急，郭玉良心里也很忐忑，怕医院不接受。最后，他在协议书上，为自己算了笔账。

空调安装工人在5~7月份是最好时段，每个月可以赚“2000元左右”，这个数字随着月份推移逐渐变成“1000来块钱”，然后是“600到900”。最少的时候，他每月甚至只能拿到“300到400”。

这些钱被如此分配：生病的父亲，每年1500元生活费。女儿上学每月花掉300元，而儿子的奶粉钱则被精确地计算为每月624元。这样算下来，郭玉良写道：每年最多还5000元。

“还一辈子。”他接着写，然后又把这句话划去，改成“子孙三代还完”。

“其实，这对我来说真是太多了。”郭玉良事后有些担忧。他说了句“不好听的话”，万一自己突然死掉，或者没了工作，“能不能还上这笔钱真不好说”。

他情绪很不稳定，声音一会儿变高，一会儿低沉。但是，欠债还钱4个字，总是反复在他嘴里出现。除了医院的钱，他还欠亲戚的8万元钱要还。而自己所在公司的大老板，在关键时刻借了他1万元，他也铭记在心。

“你的事可别牵扯到公司。”对方叮嘱。郭玉良一口答应。在他看来，人家能帮自己，就是一份莫大的恩情。这钱虽然现在没有，但将来，一定要还。

他是个知恩图报的人。老板看他可怜，将一间闲置的房子给他住，他心里愧疚，主动把打扫这片院子的活儿也包揽下来。

而他的妻子，终于也在一名“外地老板”的资助下，缴纳了停放费用，得以火化。

几个月不见，以前面色红润的妻子，如今装在一个发黄的停尸袋里，脸已经变成紫色，眼睛深凹着，“十分吓人”。可是他反复摸着妻子的脸，情绪一下失控。

“他太重感情了。”姐姐略带着埋怨和心疼，评价自己的弟弟。妻子的所有东西，衣服、鞋子，除了有几件送给亲戚外，其余的，他叠得整整齐齐，装到一个箱子里。

一件都不落，甚至连妻子怀孕时吃的奶粉，如今只剩下个盒子，他也仔细收好。他认为，“这些可以留下来，当个纪念”。

那间掉漆的铁房门刚关上，郭玉良又推开进去，翻了半天，找出厚厚一叠报纸。这些报纸上报道了他的故事。他决定，“如果留得住，等孩子长大了，给他们看”。

这些孩子在还没懂事的时候，就背负了一笔巨债。代他们做出决定的父亲，如今已经逐渐找回了勇气。

在一团糟的生活里，他逐渐找到方向。妻子已经下葬，春节结束后，他安顿好孩子，还得来到北京这座城市，希望靠自己的手艺赚钱。而下一回再回到北京的“家”里，就只剩下他一个人了。

到时候，这座现代化都市的忙碌人群中，人们也许还能看到郭玉良的身影。他迈着略有些外八字的大步，背着一生都还不完的巨额债务，慢慢地苦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