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普遍主义”信用的缺失使企业运营普遍存在着高昂交易成本的预期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相对应。如果说特殊主义是指在社会生活中对待不同的人选择不同的交往规则的话，那么普遍主义则是指的社会交往中存在某种一般的、普遍的、共同的、带有传播性与流行性的规则或标准。一般来说，传统社会以私人信任为主，现代社会则更依赖于系统信任或者制度信任。换言之，与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对应的信用范畴应当是普遍主义的。但是，考察表明，自古以来中国就是特殊主义大行其道的社会，社会人际交往缺乏一般的和通用的准则和标准，普遍主义理念和信用资源严重稀缺。

普遍主义信用的基础是产权，从本质上说代表了不同自利个体之间经过重复博弈所达到的互利均衡结果。现代中国，一方面由于文化传统变迁的路径依赖，另一方面由于缺乏明晰且受到切实保护的产权制度，缺乏法治精神和契约理念，市场发育还很不成熟，结果普遍主义信用资源严重稀缺，失信行为广泛存在，整个社会一度陷入了信用危机的状态。资料表明［9］：在我国企业信用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个人信用制度更为落后，政府信用也受到了挑战。假冒伪劣商品泛滥，虚假广告遍地，坑蒙拐骗横行，企业之间的三角债、银行呆坏帐、信用卡诈骗、偷税漏税、走私骗汇等问题大量存在。这其中，企业和银行之间信用观念淡薄、信用状况恶化的现象相当显著，而政府信用的缺失对企业经营管理的消极后果危害更大。信用危机状态下，由于“劣币驱逐良币”的作用，能够生存下来的经济主体，多选择了失信行为；凡是想要生存下来的经济主体，也往往不得不接受这样的选择，结果在经济素质下降和信用环境破坏之间形成了恶性循环。处于这样的信用环境中，经济人之间的不信任心理严重扩大，经济交往的交易成本急剧提升，经济生活的不确定性被人为增强，经济组织对其经营后果预期的稳定性显著减弱。在这样一个普遍主义信用缺失的真空状态，企业要想尽量降低经营管理的交易成本并稳定自己的理性预期，就不得不退而求其次选择其他的交往规则或标准：特殊主义的信用。

3、“特殊主义”信用的泛滥使企业特别注意了企业产权配置的“家族”标准文化传统是企业嵌入其中的基本的非正式制度环境。中国是一个家文化传统最为悠久和深厚的国度。“从那个最深厚的文化层次中流传下来，至今仍是中国人行为核心的，是家的概念”［10］，“家族不但成为中国人之社会生活、经济生活及文化生活的核心，甚至也成为政治生活的主导因素”［11］。虽然建国成立以来家文化、家族组织受到了强烈的冲击，但是，现实表明：“家族主义”或“泛家族主义”倾向在中国的各种组织或单位中都惊人的相似，并普遍地存在着。［12］更进一步，有学者指出，中国人对外人的信任是通过“拟亲化”和个人之间心理情感的亲密认同这样两个将“陌生人”变为“自己人”的过程建立的，结果使中国社会变成为一个“熟人社会”。［13］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如爱森斯塔（eisenstadt）所言，虽然现代化会削弱旧传统的某些层面，然而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旧传统的某些层面有时会被再度提出和强调，以解决文化断层的危机和建立新的认同。［14］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计划经济体制规则渐渐失效，健全的市场经济规则还在逐步的建立之中。尤其是在如上述普遍主义信用资源还相当稀缺导致经济主体对未来预期还带有相当不确定性色彩的情况下，有深厚历史积淀的家庭与家族规则自然就成为企业尤其是在夹缝中发展起来的民营企业创建和发展的支撑构件。对此杰纳深刻指出，20世纪的中国固然伤痕累累，唯一比其他机制更强韧、更蓬勃的就是……中国家庭。［15］

显然家文化传统对应一种特殊主义的信用环境。几千年家文化传统的社会心理积淀或“文化资本”［16］的积累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环境对嵌入其中的经济行为人进而企业制度都产生着普遍而重大的影响。不同制度框架下的经济主体有不同的经济理性和选择集。对于中国人来说，其选择集或效用函数当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内容就是对于家族的信任、忠诚、情义，或者说是在家族范围内利他主义的世界观。一方面，这是一种内化了的精神效用，其和物质效用的通约性依行为人理性社会化程度的不同而具体不同；另一方面，这也是一种据以分配物质资源、经济利益和企业产权的重要标准。因此，对于企业作为利益相关者之间产权契约的一般性质而言，在家文化的非正式制度环境中，一方面，是否拥有家族关系以及是否持有利他主义世界观是判断和确定企业“真实”利益相关者［17］的重要标准和尺度；另一方面，利益相关者所拥有的产权或者说它据以争取剩余权利配置格局中更高地位的谈判实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所拥有的家族关系以及信任、忠诚和情义这样一种独特“人力资本”的质量。结果，在企业动态的再谈判过程中，家族关系或者情感这样一种特殊主义的信用会逐渐沉淀下来而外化为企业制度的重要内容与特征，这就是家族制企业的深刻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