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大型国有企业集团的产权改革已排出了时间表，三年内，国资委直属大型国企数量将从现在196家锐减到不超过50家，届时将仅保留两大类国有企业——关系到国家安全和国计民生的，利润率非常低因而须政府提供社会服务的领域。亚洲公司治理协会负责人杰米-艾伦jamie allen日前指出，我国国企上市公司的问题是缺少经营透明度，单靠私有化本身不会改善透明度；在脆弱的监管体制下快速私有化，可能带来一系列新的问题，东欧就是例子。
在我国大型国有集团改革的新局面下，本文的观点是：我国国有大型企业集团运行缺乏的不是产权而是产权信用，建立产权信用体系是国有大型企业集团成功改革的必由之路。
二者之间并非划等号
产权(property rights)不是指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是指由于物的存在及关于它们的使用所引起的人们之间的相互认可的行为关系，产权制度是一系列用来确定每个人相对于稀缺资源使用时的地位的经济和社会关系。产权、激励与经济行为具有内在联系是基本思想，管理者的行为成为理解由公司、政府机构及其他组织来配置资源的关键。产权实际上是不同主体和不同权力组成的“权力束”，作为一种社会工具，它具有可分割性、可分离性和可让渡性。
作为产权法律形式的所有权(ownership)，可以分割为资本所有权和企业所有权，资本所有权是资本、债务人和人力资本的所有权，也被称为“剩余索取权”；企业所有权是指企业控制权，它具体化为独特的企业治理包括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主要是利益相关者通过谈判而内生的一种制度。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产权博弈，构成了企业形态从古典企业向现代企业转变基本动力，如何解决企业控制权问题，包括代理问题、分散所有制问题和垄断、外部性问题，成为资本主义现代企业和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共同面对的挑战。
产权信用(property rights credit)，是探索一种包括物质资本(货币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信用体系及其演化等)三类资本构成的经济规则体系，通过建立基于经营者信用体系的独立数据库，来支持社会大型组织(跨国企业集团和国家)在契约基础上稳定运行。产权契约即产权归何种社会主体所有、产权的具体内容及其演变影响因素，才是产权信用所关注的焦点。
物质资本可以有多种所有者——国家、组织、群体或个人。人力资本的所有者只能是个人。社会资本的所有者将是一个相互依赖的群体，福山(1995)认为，信任是社会经济繁荣的原因之一，信任作为社会资本，不像经济资本、人的资本一样可以从理性的投资中获得，而是从宗教、传统、习俗、惯例中产生。我国计划经济体制把产权信用建立在国家信用基础上，而市场经济体制把产权信用建立在经营者信用基础上，如何把国家产权信用转化为经营者产权信用，就成为我国大型国有企业集团产权改革需要回答的问题。
由以上定义分析而知，产权和产权信用并不是划等号的。我国大型国有企业集团实际上并不缺乏产权主体，也不缺乏产权的具体实现形式。
就现状而言，我国大型国有企业集团缺乏的是产权信用，各种产权主体之间不存在界定产权权力的市场契约，各种产权权力在产权主体之间不透明流转，才是我国国有企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主要缺陷。实践证明，通过改制上市实施国有企业集团的改革，并不必然实现国有企业的绩效提高。
产权信用关乎发展绩效
产权多元化并不必然产生企业绩效。纵观世界，2002年初，国家股所占的比重，法国电信公司为55.4%，居世界500强的第97位；澳大利亚电信公司为50.1%，居世界500强的第411位。olivetti作为一家私营公司占意大利电信公司普通股的55%，是第一大股东，但是它2001年的经营业绩是亏损40亿欧元，资产负债率为83%。属于股权高度分散的公司的经营业绩也有好有坏。英国移 动公司是股权高度分散的，2002年公司有65.2万个股东，最大的股东纽约银行只占1.9%，公司该年度的亏损为238亿美元。诺基亚公司和西门子公司的股权也都是高度分散的，第一大股东的股权都不超过5%，2002年度，诺基亚公司位列世界500强第147位，当年净利润为57亿欧元；西门子公司位列世界500强第22位，当年净利润为26亿欧元。可见，股权性质和股权结构并不是直接影响大型跨国公司绩效的因素。
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