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野的第二个重大发现是，逐渐壮大的民营企业正越来越重视通过加强品牌管理的方式来解决产品和信用问题。在一次采访中，他接触过这样的案例。“一个专门生产袜子的老板，因未将其品牌及产品注册登记，导致仿冒品泛滥而束手无策，但这也让他认识到自有品牌管理的重要性。”

纪野认为，“模仿”其实是一个通病，是一个经济体不够市场化的表现。欧洲在19世纪也存在这种毛病，尤其在医药产品行业。导致模仿的一个因素是政府在规划方面发挥的作用不足。“政府应该从一个参与者转变成一个指导者，这是一个过程，而中国正处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他说，“欧洲当年也是通过商会、行业协会、消费者协会等独立的机构以及经济法规解决这一问题。但中国的问题在于，中国经济中存在的是系统性问题，许多类似的机构并不是独立运作的，例如银行就不是独立机构。”

作为投行的经济学家，李慧从上市公司的角度考察中国民营企业的变化时发现。“目前民营公司治理还有问题，但这与民企发展阶段有关。”她说，“但是近期的创维事件却发出了一个很好的信号———前阵子有传闻说董事局正逼黄宏生辞职，这说明创维已经感受到，作为一个公众公司，它必须按公众公司的标准来行使管理。这次创维事件处理得比较妥当，相信对中国的民营企业进一步走向正规化有帮助。”

刚结束在欧美企业考察行程的李慧说，现在欧洲仍有许多家族企业，但这些家族只有所有权，不能直接干涉治理，更不能牺牲公众公司的利益。

信用问题挑战中国私企

尽管中国民营企业出现了一些令人欣慰的气象，但两位学者都认为，信用问题仍将是下一步民营经济发展的重大屏障，而要解决这一问题，关键在立法和执法。

纪野认为中国市场经济中最缺乏的是信用。包括三方面：第一，产品对于消费者的信用；第二，企业间的信用；第三，企业和银行间的信用。他表示，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开始建立自己的品牌，其中部分原因就是消费者喜欢买有品牌的产品，认为是一种“保障”。

李慧指出，信用的缺失，关键不在于民营部门本身，而是对于他们来说，还缺乏一个外在的压力。“对于企业来说，信用不是自发产生的，要有外力推动才行，这在全世界都一样。国企因为有上级领导监督，所以在信用方面有种无形压力。你想想看，国企是‘死’掉多少才有今天的局面？为什么香港几乎全是民营企业，却不存在信用问题？这里主要涉及一个法治的问题———中国现在对于不讲信用的企业还没有一个严格的惩罚法规。如果政府还没有订立一个游戏规则，没有外在压力，没有一个统一的信用标准的情况下，怎么可能鼓励民营企业去讲信用？”

纪野也强调，法律固然很重要，但贯彻更重要。“我们经常看见的情况是，当公司之间发生利益冲突的时候，它们不会选择去法院，因为它们觉得去法院是没有用的。也就是说，中国的执法问题还没有解决。我曾经问过一些公司‘当与客户发生冲突时会采取什么方式解决？’他们都选择‘私下协商’（negotiation）。”

私企的第二大发展瓶颈在于融资渠道的不畅通。纪野发现，从银行贷款也是困扰民营企业的一大难题，从银行得到贷款很难。李慧并不认为是银行想限制私企发展。“国家没有明确规定对民营企业的歧视政策，但事实上，存在许多的条条框框和限制，以及长期的思想意识遗留问题，最终造成了现在的融资渠道不畅。”

她认为，政府应该转变一种老观念：即除了向国家借钱，企业没法得到融资。“事实上，这种状况已经改变了。这从浙江一带的国有银行存款数量下降就可以看得出来，当地的gdp增长可能达到13％以上，但国有银行的存款增加却极其有限，那么多的钱都流到哪里去了？这就是问题！”

不过，两位专家都表示，尽管还存在许多发展难题，但是民营企业无疑会继续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推动力。